There and Back Again
There and Back Again: Studying Global Imaginaries between Tanzania and Taiwan
謝力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在台灣研究 《美利堅治世》和政治主體性
我的研究路程好像從陳雲林 2008 年首次拜訪台灣才算是「正式」開始。我當時正好住在台灣,此次經驗挑戰(或至少複雜化)我對「美國帝國」的批判立場,尤其是在美國侵略伊拉克之後。當陳雲林來訪的時候,一位抗議者跟我宣稱馬英九是故意地選在美國舉行大選日子,才邀請對岸人士來台訪問,這是為了引開美國的注意力。給我更深的印象的是於美國在臺協會舊址外牆上一個標誌,禁止政治示威遊行(至少在門口前面)。這個標誌看似理所當然地預設美國是台灣人示威遊行的對象。
這些經驗對照我在芝加哥大學最後一年,John Kelly教授 -- 也是一位人類學家 -- 開設了一堂關於「美利堅治世」的課程。Kelly 教授認為對美國權力的「反帝國主義」批評忽略了去殖民化、自決、及美國支持基於 「敞開大門、有限權利、有限責任」為前提的民族國家體系之間的親密關係。換句話說,對美帝國的批判不能只是對「外國干涉」的批判,而是對以不平等的相互依存和不平等的權利及義務為前提的世界秩序,做更廣泛的批判。
我的台灣研究起點可說是緣起於我想要從事關於美國帝國的人類學研究。我選擇布朗大學人類學就讀博士,是因爲 Catherine Lutz 曾鼓勵人類學家開始進行關於「帝國的細節」(empire in the details)的民族誌田野調查; 她也曾與反對美國全球軍事基地的跨國社會運動有所連結。然而在台灣,反對美國帝國的假設,在將中國也視為一個帝國的情況下變得複雜化。不過,我不滿意「中國也是類似帝國」、台灣只是「帝國之間」的說法,我也不滿意台灣人只是將美國帝國主體性「內化」的立場。相反地,我逐漸發現「反美」和「反中」兩派政治主體性之間的「本體論不一致」(ontological incongruence)可能意味著地緣政治、反帝國想像和政治主體性之間的關係有著更深層的問題。的確,我可以說,渴望理論調和不同政治本體論的矛盾,以及積極去辨別政治上「朋友」和「敵人」的猶豫是我的研究動機之一。
我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班的第一個研究計劃是針對冷戰時代美國在台灣的存在的歷史民族誌。我特別想要研究美國軍事基地和台灣社會之間的日常關係,因為我原先期待這是美國「帝國主權」和台灣「當地主權」之間如何調和的場域。結果,我研究的主題演變成是在台灣戒嚴時期之下,美國外交人士、軍事人士和平民如何跟台灣異議人士互動,美國人如何理解他們在台灣日常生活時,與本土人士截然不同的權利,以及台灣異議人士如何招引美國人去協助他們的政治行動。
雖然我很快就中斷了這份歷史民族誌計劃,不過我最終被介紹到北美台灣研究協會和中研院臺史所合作支持的研究計劃,主要收集冷戰時美國人類學家在台灣進行「中國人類學」民族誌的口述歷史。我參與訪問老師以及主編輯工作。
我在台灣進行碩士研究的時候,我訪問過一位小時候在美國軍事基地工作的台灣人。他碰巧是現在參與支持台灣變成美國第五十一州運動的成員。這個相遇導致我轉向我碩士班的第二個研究計劃:臺獨行動者以及以本土社團為名的大帳篷下的台灣基層社團。從 2008 年觀察年輕一輩的野草莓運動如何跟他們上一輩的運動人士保持距離開始,我對他們感到好奇。我開始採用「政治化」的架構來研究。我曾經想要瞭解人如何被「政治化」,又如何開始參與不同種的「政治計劃」?個人生活軌跡 (以及其被揭示的社會脈絡)又和個人如何「進入政治」有什麼關係?有趣的是,我後來研究中國到非洲的移民,也採用類似的架構:在中國移民者生活軌跡中,非洲如何變成可想像的移民目標?困擾我的是更深層廣泛的問題,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主體性」:不同的人如何變成居住於不同且互斥的意識形態世界。當然,在台灣,不同的人不只是居住於不同且互斥意識形態世界,也居住在不同想像國家。但是,我對身份認同的問題不太感到興趣,反而對本體論的政治建構感到興趣。我特別對於本土社團人士的「危機感」 和將力氣花在「經濟」(尤其是兩岸的經濟)而不是「政治」的主流感性之間的情感鴻溝,深感興趣。
雖然我在 2012 年與本土社團只有進行兩個月的田野調查,卻感覺當時收集的民族誌的材料比我在坦尚尼亞進行中商田野調查的前六個月還要更多。一方面,與去非洲發展的中國人相比,臺獨行動者比較樂意跟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溝通。他們經常提醒我美國對台灣的情況有「責任」。另一方面,我收集的資料可發揮的空間比我碩士論文更大。回歸美國帝國主題以及思考台灣平民政府的案例,我最後書寫關於臺獨社團如何想像、闡釋和接觸美國帝國的概念。我認為它涉及比『在美國帝國主體性」還要更加複雜的認識論。
於是,我開始書寫第二章關於我的對話者如何想像「政治」。但是,後來發生兩件事情導致我沒有完成。第一是我改變博士論文的主題。第二是太陽花運動。我的博士研究計劃本來是將我的主題範圍從年長臺獨行動者擴大到包括年輕社會運動者。我進行碩士研究時,我的對話者懷疑年輕人是否可以動員,儘管反媒體壟斷運動出現。不到兩年的時間,太陽花運動出現了。
然而,在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了不同的博士研究主題。我那從未發表的「民族誌」文章已經變成「歷史」,馬政府的去政治化以及新自由主義時代之下的「做政治」的意義也已經變成「歷史」。當前局勢大為不同,世界的「經濟」已經變成被「(地緣)政治化」的範疇。
在坦尚尼亞研究世界化中國和政治經濟的關係性
在布朗大學讀博士的第一年,我有次在課堂中演講,談論關於美國曾經對台灣援助、「中美合作」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其中一位來自坦尚尼亞的同學,也是我後來的好友 Mohamed Yunus Rafiq,跟我分享,因為中國也曾經(以現在所謂南南合作之名)援助坦尚尼亞,可能也留下類似的影響。他跟我講他小時候曾經看過中國大使館散佈斯瓦西里語版的中國民間故事和武術手冊。他甚至說中國文化可能已經變成坦尚尼亞「存在方式(way of being)」的一部分,比如說,他在坦尚尼亞的偏遠村莊見過男生鍛煉武術。
但是,他也提到當代坦尚尼亞面對來自中國的商業移民導致爭議。據說,在坦尚尼亞的印巴人非常尊重經濟邊界,但是,中國人不顧既有框架,十分願意進入坦尚尼亞各個層面的經濟市場,其中甚至包括「賣花生」。我後來到當地田野時,發現其實已經沒有中國人真的在賣花生,但是這個小故事說明坦尚尼亞社會如何看中國人挑戰當地既有貿易中所隱藏的種族等級。
剛取得碩士學位的時候,我曾經考慮過用研究中國在非洲的存在為題目申請博士。因為對我來說,這個題目是延伸於我本來研究冷戰時美國在台灣存在的研究。但是,因為我當時缺乏非洲研究的背景,我的指導老師建議我不要這樣申請。當我已經「安全地」開始讀博士,我這位同學的分享與評論重新點燃我的好奇心。雖然我對離開台灣研究感到有些猶豫,但是前往不同的大陸這項挑戰讓我感到新奇且興奮。幸運的是,指導教授和(更重要的是)亡妻當時都非常熱烈地表達支持。社會科學研究會(SSRC)也願意支援我在「非洲移民中的流動性、賦權和不穩定(Mobility, Empowerment, and Precarity in African Migration)」主題研究群下發展論文,並補助我獎學金。
從台灣研究移動到中非研究不只是改變田野地點,也是從一群學者的脈絡移動到另外一群學者的脈絡。對我而言,參與會議、工作坊以及跟 LISTSERV 辯論也變成一種田野調查的活動,因為我有機會去觀察一個領域的學者如何設計一場「研究領域」以及建構其認識論規範和共識。於是,我開始將我的研究計劃概念化為「日常知識生產的民族誌」,尤其是我參與的學術界如何概念化「中非關係」的方式,和一般中國人和非洲人如何通過自己的經驗和人際關係將「中非關係」概念化有所不同。比如說,很多中非學者主要的目標是通過實證研究擔任神話終結者(mythbusters)(實際上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後來採用上述「賣花生」的故事寫了一篇論文,來闡明「中非神話」在日常對話的複雜角色以及跟學術界對話的互動。
2013年,我先在烏干達和坦尚尼亞進行探索性的田野之後,才決定在坦尚尼亞進行長期民族誌田野(2014 年至 2016 年)。一開始,我研究中非關係的理論動機就如同我研究美台關係的理論動機一樣 :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但是,我在非洲田野調查時接觸的中國人多半是小型移民企業家和在批發商店打工的年輕人,他們之中有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是一般的「移民者」。而且我越透過「移民」、「跨國」和「華僑」等學術文學看非洲的中國人,我就越對「中國在非洲的帝國主義」的論述,感到跟現實的隔閡,特別是因這類話語論述經常非歷史學地將中國人視與白人定居者一樣。我說的是中非研究中正在形成的「共識」,但是,我對這種論點也感到不滿意。當代中國人移民到非洲不只是「全球化」而已,以及全球化已經有帝國結構的背景。有的在非洲的中國人士生活條件,的確很類似於在非洲殖民後的歐美外籍人士,同時,仍有其他在非洲的中國人士經驗比較接近印度海長期以來的「亞洲中間商」,例如在非的印巴人或在東南亞的華人。但是,由於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不一樣,所以出現了一個悖論。中國移民在非洲經驗是,儘管有所謂中國在非洲的崛起,在非洲生活以及工作的中國人經常表達他們時常感到脆弱:尤其是面對非洲當地官員如何找他們麻煩時的脆弱,面對當地“罪犯”時的脆弱,甚至是經濟脆弱(來非洲發展通常是因為移民者感到沒辦法在中國發展,非洲機會更多)。與此同時,中國人在非洲的經濟權力跟非洲本地人相比,還是稍微強大。
但是,我看中國人在非洲寫的博客(Blog),以及開始進行田野調查之後,發現中國人認為他們在非洲的社會地位,比所謂美國帝國公民的我還「低」。比如說,在非洲有好幾次有中國人請我給他們看我的美國護照,因為他們聽說護照上有寫一句:「您無論在哪裡,美國永遠是您的堅強後盾」。我開始思考我的研究主題是中國和非洲之間關係中特權和脆弱性的模糊性。在一篇文章中,我述說了以上的護照故事和中國人跟當地官員的互動,來分析「帝國」的話語如何涉及全球公民權利和倫理的問題。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是不對稱的,但是經濟等級跟政治等級並不同構。在坦尚尼亞的中國人會爭論他們的地位,包括對坦尚尼亞人(還有對彼此)的權利和義務。
在田野的時候,我住在中國人開的旅館、跟來坦尚尼亞「市場考察」的客人交流、跟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批發貿易者交流、採訪中國人開的商業公司,在春節晚會表演舞蹈、幫人建造超市以及陪同採礦探勘。這些經驗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不少中國移民者對當地環境缺乏安全感和信任(但是對在非洲賺錢的機會非常樂觀)。我開始注意中非關係下的人際信任的問題,導致我思考如何瞭解其關係的品質。如果中國和坦尚尼亞之間的關係,用官方話語來說,是「友誼」,完全不同於世界對北南的不平等關係,這種期待如何轉化為中國在坦尚尼亞外籍人士和一般坦尚尼亞人日常上的互動。區分什麼是「好」關係,什麼是「壞」關係,什麼是「鬥爭」,什麼是「合作」,這些分類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實用。我觀察的關係事實上是更複雜,更有矛盾性。友善關係和非友善關係都有其張力、悖論和矛盾。批評「黑人」或「Wachina(中國人)」的人有時同時跟坦尚尼亞人或中國人保有溫柔友善的關係。然而,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仍然經常彼此需要;他們之間有不同、不平等、不同構的相互依存。即使他們之間沒有信任,為了個人計劃仍然需要合作。儘管如此,作為一個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我是「雙重外人」。跟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同時進行田野,經常像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間穿梭。我開始將我的中國和坦尚尼亞對話者視為「存在關係中」(being-in-relation),然而他們不一定分享人際關係(being in relationships)。除了關注人際關係之外,我也開始思考「競爭」和「不平等」的關係性的倫理以及政治意義;比如,有些中國人說可以去非洲發展,因為他們想像非洲還不發達,這對中國移民和一般非洲人發展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對分工體系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在我的研究有重要性是因為坦尚尼亞人和中國人都重視關係的道德 - 經濟重要性,但是,他們對誰該幫助誰,以及如何對待他者,有著不同期待。
這是為什麼使我開始對關係性和倫理有興趣。我想要將關於非洲 - 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辯論分析視為「關係性倫理」的辯論。中國移民者和一般坦尚尼亞人,事實上也已經在進行這種分析。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我透過關於 1989 年後中國知識歷史的課程接觸到趙汀陽和他所謂「天下」理論。對我來說,有趣的不是「天下」是否代表所謂國際關係的「中國模式」,反而將趙所謂的「方法論關係主義」和「非排他」視為批判分析事實非洲 - 中國關係的倫理。儘管如此,趙對關係倫理的假設,尤其是期待獲得禮物接收者自然表現的「感恩」,反映在非洲被複雜化的「中國人」期待。但是,「中國」和「非洲」對道德經濟表面上有不同態度,這種論述很容易表現文化種族歧視。我觀察中國移民者會抱怨「非洲人沒有感恩」的話語,跟關於所謂「依賴性倫理」的西方對非洲的理論化,共享有平行但相同問題意識。這種論述的“反非”潛伏需要批判和反思。
我想要進一步從事的是再中心化非洲 - 中國關係中的政治經濟,這不是為了「矯正」文化分析,而是作為「道德反思」的對象,揭示在不平等的全球經濟中,人們對彼此欠債的不同假設,這是一個在南南關係中必須重新思考的老問題。我試圖說明中國移民和非洲人共同的生存情況,儘管他們有不同的談論方式。這是為什麼我寫過關於打招呼如何揭示人與人之間相互關心的倫理的文章。我最感興趣不是中國人是否真的如此打招呼,而是對於打招呼的評論揭示了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關係。在我的書中,我想要提出的論點是,中國移民者和坦尚尼亞人變成相互依存以及評價這個關係是否實現南南合作理想,可以視為關於相互依存本性和治理的道德辯論。
功夫歷史和回台灣
我在坦尚尼亞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本來讓我來坦尚尼亞作田野的同學剛好在附近寫論文。他每天午休時會去空手道道場練習。而剛好此道場的師傅也是拍武術電影的導演。他們來找我幫忙招募中國人去參與他們的影片製作。我也因此開始跟道場合作。我對道場本來是由中國軍事教官開始的說法很感興趣,但是他們為什麼要教坦尚尼亞人空手道?我認為,早期中國存在的痕跡已經被本土化。我因此申請布朗大學人類學系的獎學金,於 2016 年回坦尚尼亞跟道場師傅們一起去他的老鄉尚島,收集有關當地武術發展的口述歷史。我們發現原本來此地教武術的並不是中國的軍事教官,反而來自北韓。無論如此,問題仍存在:為什麼要教空手道?此外,道場師傅聲稱他能跟精靈溝通,以及是祂們教他「功夫的真實歷史」:韓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帶來非洲教的武術,最初是跟隨先知來到非洲。
我在 2018 年來到中研院民族所。於 2019 年申請台灣科技部的研究計劃去研究東亞武術在東非的歷史,為了從歷史想像的角度來研究亞非文化交流。但是,計劃因疫情和家人生病而被拖延,我到今年才有機會正式開始執行這項計劃。
就如同我前面所舉的例子,對東亞武術起源的想像意味著所謂「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政府主導的政治經濟計畫,也反映一種關於印度洋浪漫的歷史空間想像。台灣歷史的地緣政治脈絡也引發了不同的世界想像,但是台灣還有跟印度洋的歷史關係,我去年跟中研院其他單位進行關於台灣經濟外交合作的研究計劃,我本身也開始一個關於台灣和非洲之間關係的研究計劃。這是為了跟中國在非洲的跨國性相比,也是為了研究台灣人如何在國外「推廣」台灣。台灣人想像自己居住於什麼樣的世界?最後,我認為我的研究中的兩條主線,將來很可能會重新組合在一起。
*英文版請見(an English version can be found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