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的日常：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生活世界

曾薰慧｜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

自從反送中運動進入街頭實境戰的階段，特別是我所執教的中文大學在11月中被警方催淚彈攻克之後，便一直有朋友不斷私訊叫我快撤回台灣，仿佛不解明天解放軍就要兵臨城下，為何我還有心思想著學期尚未結束老師不能閃人的問題。香港的明日到底有多危險，這個危險到底會侵蝕港人生活到什麼樣的程度，沒人說得準。但是個人能以何種方式回應這個不確定性，倒是依其所處的社會位置有著極大差異。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我想分享的觀察是關於香港如何透過媒體報導成為世人眼中的「戰地」，接著，是身處「戰地」的香港（年輕）人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劃界與消費來進行反抗。再來，我想談談族群背景、政治立場與經濟能力是如何影響個人對日常世界情勢的判斷，並據以做出回應/不回應的行動。最後，我將以社區的連儂牆作結，說明這面牆是如何映照出社區居民間的日常連結—在忙碌生活中共享反抗的精神以及彌足珍貴的生命片段。

一、磚頭與手搖杯：戰地的媒體再現與日常地景

我想若我無時無刻都盯著那些火燒街頭的新聞，可能也會忘了戰地也有日常這回事。新聞是連續且重複的，強調的是那些「精彩片段」，可是生活不是。生活就是吃喝拉撒睡，再怎麼苦悶的日子，也必須搞出點樂子。「香港人苦悶的出口就是消費」，從前一位香港學弟總是這樣跟我說。在香港生活五年來，我確實也發現此言不虛。 

我住的小區在大埔，離「戰區」大約兩個街口。那陣子常常趁著傍晚去市場買菜時，順道做些戰地觀察。一幅戰地圖像如是生焉：遠處槍聲咋響，烽火瀰漫，夾雜示威者的驚呼聲，近處一群身著黑衣的青年男女熟練地由人行道敲磚搬磚，設置路障。封鎖線附近則是三三兩兩稀疏散佈的觀望人群，當發現疑似有警察驅車逼近時，便會有人以聲浪傳遞的方式提醒在場人士：「XXX（車牌號）有狗！」。在這個戰地裡，每個人都可以自行找一個位置參與工作，或上前線，或在後方部署，或只是在邊區幫忙「把風」。

封鎖線外的街道依舊熙攘，市場人聲鼎沸，餐廳照常營業，只是提早打烊。我當天經過的路旁停的是前一天新聞畫面裡燒掉的貨車殘骸，人行道因為地磚被拿去當路障而露表，長成一片人工沙灘。交通燈號全被打爛，但人車之間卻因此衍生出一種靜默的秩序。轉個彎進入街巷小道，則是讓我驚奇不已的日常世界­­—那個總是令我疑惑的手搖杯店還是排著長龍，廣場上的小販還是悠悠叫賣著他的衣服，餐廳裡還是一堆顧客享用著不悠閒的下午茶，麥當勞裡還是坐著滿滿啃薯條的...。一條小街隔著兩個平行宇宙，穿梭的距離不到一百公尺：一頭是肅殺的起義氛圍，另一頭則是庶民的生活喧囂。其實，不是庶民世界置身戰地之外，而是它本身就是戰地生活的一部分。此刻的香港人再怎麼苦悶，都得找到某種生存之道自我解嘲，即便只是啜飲一杯珍珠奶茶。 

二、劃界與消費

苦悶的消費，當然不僅止於一杯珍珠奶茶。十一月底的週末，日本一田百貨的周年慶在戰區旁開鑼。節慶在白天熱鬧滾滾，傍晚入夜時分，則在防暴警隊趨近的踢踏聲中結束一天的喧鬧。那陣子防暴警察經常在商場外駐守，以便隨時對商場旁主戰區街道進行清場工程。香港的商場這幾個月來成為交戰雙方必爭之地，交戰點在於視商場為警方不得亂入的私人領地還是可以自由行使公權力的公共場所。政府站在「維護治安」的立場，認為只要有「暴徒」逃入商場，警察即可進入進行追捕；而街坊則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認為商家應謹守「中立」原則，不得讓警察入內危害影響消費者。這個爭議在新港城的保安因阻止防暴警察進入被捕而震驚社會後，成為運動中的嚴肅議題。後來在沙田的新城市廣場再度爆出警察闖入商場上演粗暴的清場行動劇，當時許多攜家帶眷吃頓飯卻被迫「觀影」的消費者和內地觀光客驚嚇不已，紛紛表明「香港變得太恐怖了！」。街坊怒斥新城市廣場的業者放任警察暴力，接連三天圍堵商場的詢問台討說法，詢問台被迫關閉，並被巧妙地佈置成「連儂台」。其後街坊繼續包圍，最後業主不敵街坊的「垂詢轟炸」，出面澄清並致歉。這段期間內，新城市廣場許多空間被佈置成「反抗的空間」，像是連儂牆與資訊音樂站，供消費者學習「運動」歌曲，摺紙鶴悼念運動中折翼的亡魂，或寫文抒發對政府的不滿情緒。

除了商場裡有消費與反抗並置的日常空間，秉持著“be water”的運動精神，這個運動還提供了許多個人可立基於生活實踐的反抗策略，例如以「分化的日常消費」取代「集體絕食」式的抗議。年輕人透過手機軟體製作「消費地圖」，以顏色區分店家的背景：黃優先、綠尚可、紅黑藍杯葛。社區的連儂牆上也不時張貼「消費指南」，提醒消費者「哪兒該去哪兒不該去」。不少中資背景的店家因此「被現身」，閘門被噴漆塗鴉，只好拉起「封鎖線」暫停營業。對比其他本土店家的消費人氣，這些被破壞的中資店家只能以「灰頭土臉」來形容。除此之外，尚有年輕人倡導罷坐港鐵[1]，甚至拒用八達通[2]。一位年輕學生表示，她寧可多花一點時間與金錢搭巴士[3]，也不願與道德淪喪的黨鐵為伍。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港鐵是香港人的生活命脈，幾次港鐵因罷工或不合作運動停駛時，整個城市幾近癱瘓，巴士站的人潮在街上盤成無數圈的「蛇餅」，蔚為奇觀。

然而，這些生活上的不便並未因此讓港人拒斥這場運動。許多中產階級上班族透過物資捐贈表示對年輕人的支持，認為他們替自己做了不敢做的事。儘管這樣的消費反制從不代表本土對抗中央的成功—其實連撼動都很可疑，但這種透過嚴格的自我身體與感官規約以實踐身為港人道德主體的方式，正正符合並滿足了年輕人的「抗暴精神」。

三、逃，不逃？誰的危險？

「校園現在被黑衣人操控變得很危險。我當天帶著幾個學生幾乎是逃出去的。他們不只控制食堂，還破壞辦公室和實驗室偷取物資。化學物品被盜，估計是拿去做汽油彈了。校長不譴責這些暴力就算了，竟然還得到一堆校友的支持！」我的內地同事繼續說道，「上街頭的其實只是少部分學生，大部分的學生還是熱愛學習的！」同一日，我的香港同事在臉書上說道：「我從11月11日下午一時多由大埔步行到中大，之後一直留在校園。我見證過很多值得慶祝的時刻，其中兩個分別是對文物、自然和他人的關懷，以及學生嘗試以協商來解決衝突的努力。中大各處都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提示，提醒其他人要注意安全、哪裡有熱食熱水和其他物資，甚至請求抗爭者要保護在音樂系的少數民族樂器。而且幾乎每處有火魔法的地方都必定有滅火筒。看見這些大大小小的提示和背後對他人的關愛實在令人動容。」

當天跟內地同事一起午餐，經過隔壁的系所時，同事還帶我看了被破壞的辦公室門鎖。同事雖不明講，但似乎暗示了這是示威者暴力破壞校園的鐵證。我們的系辦倒是完好無缺，因為本地同事直接開放辦公室給需要休息及物資補給的學生。內地與本地同事的反應形成一個有趣的反差：當內地同事因為食堂被示威者霸佔而感到恐慌時，本地同事則慶賀著學生們的組織及紀律—這群年輕的抗爭者不只上得了廳堂，也下得了廚房！他們幫忙煮食，將食堂內的空間重新規劃利用，並手製地圖標出動線避免人群雜沓造成的混亂（如下圖所示）。當內地同事提醒我們校園因為「外敵入侵」變得危險的時候，本地同事偷偷鼓勵我們前往校園支持學生，並幫忙清潔前一日與警方對峙後雙方留下的垃圾殘餘。

同一日經歷同一事，內地同事與本地同事卻有著全然相左的情緒氛圍。「校園/香港到底危不危險？」變成一個攸關「問者何人」的心理問題。將抗爭者視為「危險他者」者，自然覺得校園維安受到威脅，學生有待懲戒，而將之視為抗暴者，則同情且理解其抗爭手段，並將危險與威脅的根源指向政府對民間聲浪的漠視。簡言之，對內地人而言，危險來自抗爭者；對本地人而言，危險來自警方。雙方的危機感在中大發生二號橋頭的警民衝突後尤被明顯感知。衝突發生隔日，內地生被官方安排直接從中大附近的馬料水碼頭走水路撤回深圳。對內地人而言，這是香港被示威者攻陷的前兆；然對本地人而言，這更可被理解為解放軍兵臨城下的行前動作。接連幾日，我聽到不少內地來的家庭舉家回鄉「避難」，許多本地人也開始研究海外移民，其中台灣是當然的熱門選項。過去幾個月來，地鐵站內出現的海外移民海報，其廣告意義在此刻頓時鮮活了起來。

除了內地人與本地人，我也觀察到外籍幫傭的危機感與處理之道迥異於我身邊的中產族群，值得記上一筆。我的菲籍褓母跟我說了許多她與朋友的生存之道，例如教會教他們不要穿黑色衣物上街，遠離示威的「戰區」，隨身攜帶身份證以備警察隨機盤查，週末避免外出或到公共場所等。她有不少朋友在那段時間被無預警解僱，因為他們的雇主「逃亡」去了，也有許多朋友的家人希望她們能立即返家，但似乎大家並不太認同這個選項。以保母為例，她樂觀說道，「我們又不是目標，我們只是來工作的！只要我們不參與示威，不穿黑衣，不拍照，週末好好待在家裡不要出去，怎麼會有危險？」她與朋友們小心翼翼地遵循教會及領事館給予的建議，在生活中避免各項可能的麻煩。舉例而言，由於當時一位印尼籍外傭因參與報導示威遊行被警方拘捕，她的教會群組因此謠傳，手機裡有示威的照片會被認為參與抗議活動，保母因此刪除手機中所有涉及示威的照片，並拒絕我請她協助街拍的要求。對他們而言，危險來自被警方拘捕然後驅逐出境，最後生活斷炊，而不是街上的示威者。後者一點也不構成生活中的威脅：「我走過中國銀行時，幾個黑衣蒙面人正在破壞銀行玻璃，他們向我點頭示意，指引我從另外一端離開。他們對路人很客氣的！」[4] 褓母樂觀的生存言論與那些雇主悲觀的「逃亡行動」形成諷刺的對比。對她而言，只有富人需要逃離，因其家財萬貫。作為外傭，他們在香港身無長物，沒什麼能損失的。他們不需擔心糧食問題，也無需擔心居住安全，因為那是僱主的責任。平日只要如常往返市場與住家，週末不上街，一切生活可以如常，必要時，他們的政府也會協助撤離，香港社會的安危因此可以與他們無關。令我驚訝地，在那段期間內，被解僱的保母朋友們並不是選擇離開香港，而是積極尋找新雇主。找不到的黯然離開，但仍盼望著很快能夠再回來。

在我的生活周遭，內地人、本地人、外傭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危險」各有體會，連結著各自不同的身份背景及對香港地方的認知。不同的認知導致不同的行動回應。這說明危機感絕不只是簡單的身體感知，更是文化與社會認同共同的產物。

四、社區與連儂牆

最後，我想以我的小區的連儂牆來說明這份對危險的感知是如何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具現化，並透過這個具現化將港人的人心扣連在一起。當然，牆上涉及種族主義與性歧視的貼文絕對需要加以達伐，但此處我更想描述的是張貼行為本身和社區生活的關聯。

連儂牆起源於1980年代的捷克布拉格，當時人們以約翰藍儂的畫像和披頭四的歌詞在牆上塗鴉。1988年，大批捷克青年因不滿當時的共黨政體而爆發街頭衝突，憤怒的青年在這面牆上抒發情緒，自此之後連儂牆成為青年抗爭的象徵。在香港，各地都看得到連儂牆。我住的小區門口就是兩條隧道的交界，每天經過隧道，不少社區的居民都會駐足瀏覽新貼文，拍拍照，更新一下每週的活動訊息，或與周圍的人聊上幾句。來港五年，始終覺得香港人冷感，缺乏人情溫度。直到這面牆在小區出現，我才覺得港人的熱情被召喚出來。初時，我以為只有學生在張貼文宣，後來不止一次在黃昏回家的路上，看到穿著時尚踩著高跟鞋的上班族女生們，在隧道內掏出包裡的戰鬥文宣準備張貼，也不只一次看見路人的介入—有人忙著找剪刀，有人忙著找膠帶，有人幫忙扶正紙張—才發現張貼文宣可以是社區運動！

某日夜晚，我在回家路上轉身要過社區的隧道，忽然看見隧道被警察和一群街坊佔據。一眼望向後方，整個連儂牆行人遂道被警察的「隱形封鎖線」圍住。圈內是幾個張貼海報被警察以破壞公物為由，勒令靠牆站立以便審訊的年輕人。他們就像犯錯的小學生被老師罰站，低頭不語，外圍的街坊則是氣憤叫囂，要警察放人。混亂的喧鬧中，偶不時上演警察追逐街坊的戲碼，引來更多街坊圍觀。剛勝選連任的區議員著短褲狂奔前來，試圖調解。周圍噓聲四起，暗示著警察不走，這個社區今晚不會寧靜。有人由遠處用激光筆射向警方，激動的員警與街坊互相叫囂，追逐。持激光筆的人在暗黑中遁入小區，一位員警試圖衝入，四周街坊的噓聲再起。不久，警車又鳴笛而至。街坊繼續叫喊，「快走啦！你們走了，這裡就平靜了！」，更有人酸言，「你們快回去深圳去，不要在這裡擾民了」。對峙許久後，一隊警察在民眾喧囂聲中緩步離開。警察離去後，圍觀人潮也跟著慢慢散去。

一行眾人進入小區後，保全再度把入口柵門關起。這柵門平時從不關上的。當然，此刻要擋的不是黑衣人或那些在連儂牆張貼文宣的年輕人，而是街坊口中的蒙面惡徒—黑警。一群社區居民就在柵門後討論起適才發生的事，個個義憤填膺，「在隧道裡貼文宣是怎樣破壞公物了？」「有人報警？我看是黑警故意來找麻煩的！」幾位大叔大嬸們的一言一語，滿是對那幾位被警方盤查顯得萬分狼狽的年輕人的憐惜。

隔幾日，連儂牆被清，又隔幾日，新的文宣再度攀上牆頭。我不知道這面牆能承載多少被暴力清洗的記憶。幾個月以來，這面牆好似被壓縮的歷史事件簿，透過簿頁的翻新催動著社區居民同仇敵愾的情感。雖然這樣的情感許多時候是危險且該被譴責的，例如以穆斯林女性蒙面的圖片象徵蒙面法通過的惡果，詛咒「黑警死全家」或是「撕文宣者每賭必輸」—畢竟當代不需要連誅九族的封建惡法，前來清洗牆面的清潔工也是只是領工錢辦事的小老百姓—然而必須說，這片牆讓這個小區的人情豐富了起來，不僅給年輕人一個在生活中抒發憤怒的空間，也給更多可能因無聊而駐足的長輩一個認識香港新生代的機會。這面牆讓原本陌生的社區居民相互攀談了起來。

五、結語：成為戰地的日常與成為日常的戰地

12月8號國際人權日，我參加了離開香港前最後一場民陣的集會遊行。入夜後的隊伍依舊氣勢滂礡，手機的燈火照亮港島的街頭，口號此起彼落，對比白晝的氛圍毫不遜色。在隊伍裡跟著喊「香港人，加油！」，我強烈感受到年輕人所稱「核爆都不割蓆」的一體感。這麼多個月以來，香港每個週末都有或大或小的集會活動在各區進行，像是電影放映會，講座，或是各種主題式的集會。當集會遊行無法獲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時，組織者便會改以個人散步為名，在同樣的動線上進行活動。Be water! 於是先前地理意義上的戰地轉化為常民日常世界的一部分，而參與這些週末活動，除了社交上的意義外，更能夠讓個人在生活中繼續實踐抗爭的精神。戰地與日常因為彼此的延續與滲透，邊界不再，日常生活中戰鬥精神的培養成為抗爭運動持續下去的關鍵。我不知道這個運動能夠繼續堅持多久，何時會被蓋棺論定—成功或者失敗，或運動造成的情感撕裂能否癒合—尤其在孩子對抗父母（黃絲對抗藍絲）的家庭關係中。然而，正如我的同事小曹所言，無論如何不完滿，這個運動至今為止仍然有許多值得慶賀之處，像是年輕人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學會如何與他人合作，在無大台的狀態下一夕間被迫成熟，以小蝦米之姿力搏大鯨魚，令舉世刮目相看。香港未來之路還很漫長，年輕學子終將成為社會未來的中堅。這場仗要繼續打，生活也要繼續過，最後我們也只能說，「香港人，加油！」

[1] 港鐵在運動中因被疑與警方合謀而被戲稱為「黨」鐵。

[2] 八達通為可用於多種日常消費的公共交通票卡，像是台灣的悠遊卡。

[3] 香港公車車資常常比地鐵昂貴。

[4] 的確，對這段期間生活在香港的多數人而言，黑色並不是他者的顏色。群聚的警察及白衣人恐怕比黑衣人還要令人畏懼。在元朗白衣人無差別的暴力襲擊中，香港居民看到的是地方派系、黑道、民代與警方的勢力勾結。這些隱藏的結構性暴力比檯面上的暴力更令人難以招架，因為它不招自來，毫無預警，不計後果又無需負責。而這樣的危險感乃為所有居民共享，不分種族階級性別與國籍。唯一安全的做法，只能如褓母所言，「好好待在家裡不要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