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香港反送中遊行的二三事
吳映青|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
前言
儘管11月24日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後,台灣媒體報導香港示威風波的數量相對減少很多,然而,香港示威仍零星而持續地,在港島和九龍一帶發生,例如:2019年12月24日、25日平安夜和聖誕節的愛丁堡集會。本文寫作同時,公民團體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後稱民陣)申請2020年1月1日的遊行集會,也獲得香港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簡言之,這場香港反送中的示威風波仍是進行式。
在決定2019年八月回台灣寫論文後,出乎意料地,離港前三個月,從6月到8月,卻見證了香港前期反送中條例的一連串運動,如何從固定時間地點(每個周末、遊行路線和示威區),擴大危險氛圍到日常生活諸多面向。這篇短文,主要描述了這段期間的見聞和心得,也為日後進一步思考留作紀錄。
6月9日白衫遊行的參與觀察:風險
從五月底,就開始注意到網路新聞,呼籲港人在6月9號到港島維園,參加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當時,出於好奇香港社會運動的能量和現場,也想了解簡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在香港市民社會受到多大關注,抱持著人類學家應當前往參與瞭解的自我期許,我想要參與這場遊行;加上與香港友人Wendy[1]飯聚,她也會去,因此相約碰面同行。當時,我甚至沒有清楚認識,香港遊行集會合法與否,主要根據警方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No Objection Letter),以及有明確界定的時間和範圍;也沒意料到,參與遊行現場,會勾起諸多幽微的自我懷疑和無法名之的失落感。
決定參加6月9日到遊行的兩三天,抱著參與觀察的興奮、好奇心情,隨著香港友人Wendy陸續傳來訊息,包括詳細提醒要準備遊行五寶:「水樽、雨傘、電風扇、毛巾、手機充電」[2],她並轉發民陣提供的遊行動線,以及沿途補給站位置,包括遊行廁所、水站、回收站、急救站等。除此之外,Wendy更多次提醒每個人可以承擔的風險都不同,不要走太前即可、不要照任何人像並且避免被照相、看到警方驅離就要快速散去、如果被警方攔截,
他們有權看身分證件但無權抄查手機…..等。讀完這些遊行須知後,好奇心漸消,開始有了擔憂和緊張,擔心並不熟悉廣東話的自己,隻身前往遊行,在香港也沒有連結太多社會網絡,如果真遇到突發狀況,我能安全離開嗎?
提前了兩個小時抵達維園,在會場旁收集了許多遊行小物,包括:紅底黑字A4大小的標語牌,有印「反送中」中英標語、有雙手被手銬扣住的示意圖、有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貌似兇惡的頭像…等,發行標語牌的組織有很多,包括申請遊行的民陣,亦有其他民間團體;有一本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印發的遊行須知手冊,內容就像Wendy傳給我的資訊,末頁增加可提供法律協助的個人和團體;還有,由蘋果日報贊助,於維園出入口免費派發的亮黃色雨傘,這把傘讓人輕易地聯想到2014年的雨傘革命。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延續嗎?延續了什麼、又改變了什麼呢?
6月9日的白衫遊行,根據申請遊行的民陣所估計,總共有103萬人上街,而警方則說最高峰時有24萬人。 無論真實數字為何,那天我從起點維園,走到終點立法會,從兩點四十隊伍提前出發,這段約3公里的道路,總共走了約六個多小時。遊行隊伍不管是幾萬,遊行途中,我經常身處在難以看到盡頭的白衫人群,堪比新年節慶時,家家戶戶同出觀賞新年煙火。
不過,非常出乎我意料地,儘管示威人群如此眾多,遊行中,多半為齊聲喊口號聲而鮮有吵鬧,明顯感覺到隊伍群眾以極大耐性,等待寸步的移動,並且相當有意識地,與道路兩旁警方拉起的封鎖線保持距離。在我所處的中後段隊伍中,偶有聽見兩三聲群眾齊喊「警方開路」,然而,亦未見衝撞;這強烈的秩序感,舒緩了我一個人走在隊伍的緊張。
遊行隊伍最前頭在下午四點半走到終點立法會大樓,與此同時,我所在的人潮則困在維園外道路,才剛剛要開始遊行。我約莫於晚間八點一刻走到立法會附近,彼時人潮已疏散許多,沿途都見著有人從地鐵站出口離開遊行路線,仍留下來的人群保持秩序邁向終點,且特別地沉默……因為終點有諸多警力部署和高舉示意牌「你可能違法」,警告抵達終點的群眾要快速散去。
在警員後方,有位中年女子,站在高處向抵達終點的人群說:「再往前走、再往前走,終點不在這裡。」我滿懷困惑卻不知怎麼跟周遭的人開口詢問,只得再往前走,順著指引到了橋下,在夜色中看見有黑衣人士聚集,堆積路障物品,有些群眾遠遠地看見就喊身邊的人快些離開,不要再往前,亦有不少群眾留下圍觀。花了將近一個鐘頭的交通路程 回到住處後,非常疲乏,快速盥洗就入睡了,隔天才從網路媒體和直播影片得知,原來遊行最終目睹的,是香港眾志發起的留守立法會的示威行動,在入夜凌晨後,因為聚結民眾已經超過遊行申請時間,警方和速龍小隊進入示威區清場,雙方都有人受傷,最後共有19人遭受拘捕。
昨晚友人Wendy知道我走完全程後,傳了「感謝你行出來」的訊息。這條訊息,比對著警方與示威群眾衝突的直播,我感覺這聲道謝很難承受,或許這來自於在港求學的我,並未擁有強烈香港人的認同,或許來自於,我在支持普世價值(或特定價值觀)化為實際行動時,更多時候,也在衡量著自身能夠承擔的風險。
6月16日黑衫遊行的開始:
恐懼、緊張、危險,這些情緒經驗,讓我有意識地減少觀看示威活動的新聞和訊息。隨著零碎地,累積了恐懼、緊張和對危險的警覺,我非常遲鈍地,才理解了幾個月前,內地生朋友Jacky參加遊行時的表現。
為了拿學位居住香港四年多的Jacky,喜愛豐富的香港文化社會,亦經常批判思考多種價值觀的生成脈絡,課餘時間也參與了香港社會運動;基於上述原因,我邀約他一同參加六月十六日的遊行。
那是六月第二場大遊行,為了弔念以自殺建言反送中的人士,遊行服裝色由白衫變成黑衫。黑衫遊行人數比上一個周末的人更多,根據申請遊行的民陣所公布,遊行人數有兩百萬加1人,警方則公告33.8萬人。不過,儘管隊伍身著黑衣,隊伍行走間氣氛也不全然肅穆。
由於正值星期天,隊伍經過天橋下、零碎的綠地公園時,就會遇上東南亞籍家務幫傭正在聚集休憩,偶爾見到,平常被主流社會觀看凝視的移工們,在當時卻逆反了觀看的主客位置,不乏有人舉起手機攝錄遊行隊伍。突然間,有位穆斯林女性,在高台站起,以略帶腔調的粵語喊道:「香港人----加油!」第一聲時,隊伍尚不太有人反應,那位女性接著喊第二次「香港人----」,隊伍群眾開始接著喊「加油---」,接著又有「林鄭」、「下台」,如此往返了四五次,才停歇。這情景讓我莞爾,我亦留意到,口號停歇後,排在後方的少年少女們,似乎就剛才發生的事情有興致地聊了起來。
同行的Jacky,在參與遊行隊伍的過程中,則非常高度戒備任何一支手機和攝影機鏡頭。他戴著帽子、墨鏡與口罩,隊伍也有些許裝扮類似的人,我覺得已經很難辨認得出來Jacky特徵。但是,只要發現有攝影機,甚至是空拍無人機飛過,Jacky都迅速地把將帽沿壓得更低,或者背向鏡頭。也因為我們並非使用粵語聊天,有時,意識到引來周邊人注意,我們會盡快地結束談話,或者嘗試更靠近和降低說話聲量。大概因為要提高注意力的緣故,我感覺這趟遊行比起第一次更快疲累,距離終點立法會只剩三個街區,Jacky和我都又餓又累,決定提前結束這趟遊行。
遊行當時,我沒有詢問Jacky高度警戒迴避的對象為何?我聽過其他內地生說過中國海外留學生會被暗示或明示的監控經驗,也聽過友人說接到國安打電話吩咐,要謹守分際、留意公開言論;然而,當下都未能感受到危險性,直到感受Jacky在遊行時小心謹慎的防備狀態,加上逐漸累積了對恐懼、暴 力和危險的經驗後,我才似乎更理解了當日Jacky的舉止,那可是時刻都可能賭上生命的。也在這次遊行之後,我不再無所顧忌地邀約內地友人,一同參與反送中條例相關的集會或遊行。
8月5日大三罷:黑衣人與危險
六七月參加數次集會和遊行後,從初期的好奇興奮,轉變為,若要參加活動就該熟悉疏散路線和交通,並且提高警覺並隨時留意周遭情勢,如果遭遇警方鎮壓或者盤檢的壓力,亦要留心自己法律權益。除此之外,遊行密度愈發頻繁,我發現,參加遊行不僅只是表達訴求,而是要去證明意志的體力活。
最後一次參加獲發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是8月5日全港七區的大三罷:呼籲市民大眾以罷工、罷課、罷市,以停止經濟活動,阻礙香港社會生活運作,表達己身的政治訴求。
參加大三罷集會途中有點波折。原訂在廣福球場的大埔區罷工集會,待我依手機導航搭巴士下車時,球場完全沒有人,球場周邊有其他穿黑色衣的民眾,也探向廣福球場且頻頻確認手機。正當我折返走往下車的公車站牌時,有三位身形看來年紀非常輕的少年,全身著黑衣黑褲,部分著黑帽,三人分工裝文宣、撕膠帶、張貼文宣在燈桿上。待他們離開,往前看,才知道原來罷工集會地點改至天后宮的風水廣場。順著 指示,搭公車和步行途中,看見好些剛張貼的文宣,亦有手寫的便條紙,引導民眾步行遶過交通管制,前往坐落在街市附近的風水廣場。走往風水廣場的路上,留意許多店家,都關起鐵門歇業,街市也已大多收攤。
還沒到集會時間,廣場已塞滿黑衣群眾,外圍道路開始交通管制後,更多人潮步行湧向天后廣場。原先預期聽完大會安排的兩場分享,但因為我廣東話仍識懂得有限,加上廣場愈發壅塞,我決定到廣場圍牆外待著。不過,一到圍牆外,一位穿戴裝備齊全、全身著黑色衣物的勇武派,就迎面往我的方向走來、擦身而過,我腦海瞬間連結起網路直播的示威衝突和暴力鎮壓,很快地決定要離開三罷的集會場所,返回熟悉且認為安全的中大校園--儘管沒有預料到在九月開學後,中大校園亦成為隨處可見文宣、標語噴漆,以及在11月初成為示威者和警方兩天對峙的「戰場」。
這種緊張情緒,並不是只來自於身著黑衣的勇武派。而是六七月以來,漸漸浮現日常生活的各種緊張場景:從旺角返校路上,地鐵和多線巴士因示威活動而延誤或停駛,不時看見身著黑衫的民眾,就會開始確認資訊附近是否有示威活動;在常用兩項大眾交通運輸地鐵和巴士,都更常見到警方設臨檢,或者不定點的警力巡邏;除此之外,課餘時間常逛的商場和食肆,也越來越容易遇見張貼文宣的民眾,也曾路過撕毀海報的人士。種種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政治行為和事件,經由傳媒影像,或者親身經驗,覆寫了公共空間的意涵,也快速地渲染特定情緒經驗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代結語
我對這場歷時接近半年的運動其生成原因,一開始時,僅有碎片化理解和經驗。隨著六月反送中示威活動,從每逢周末的大集結,到平常日的罷工罷市,從聚集在港島和九龍地區的群眾集結,擴散成多區遊行、諸多自發性集會和張貼連儂牆張貼標語等,讓反送中風波以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中國的緊張關係,變成日常生活中逼迫到眼前不得不回應的氛圍或事件。隨著政治緊張氛圍日益蒸騰,各種媒體報導、分析、香港政治運動回顧,資訊浪湧而來,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震驚中,逐步加深對香港的認識,更加理解香港與中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遠非只是逐漸喪失一國兩制可以說盡的。
[1] 本文所有人名均為化名。
[2] 水樽指裝水容器,手機充電指行動電源。
[3] 以阻礙街道、丟擲雜物、擾亂公共秩序來表達訴求的示威者,被稱為「勇武派」。經常出現於媒體新聞中與警方對峙的示威者,以黑衣勁裝、頭盔、口罩或過濾性面罩為典型裝扮。相較於勇武派,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如集會、遊行、張貼連儂牆等,表達訴求者,被簡稱「和理非」。
[4] 這種觀點並不只出於親中媒體或者內地輿論,不認同暴力示威方式的人,亦會支持「暴力示威者應當承受相應的法律代價」。然而,從長期維持社會運動的目標來看,這無異是減弱和分化了社會運動的能量。在香港反送中的這波運動中,有非常多標語口號,都是呼籲勇武派和和理非的團結,例如:「不分化」、「勇和一家」、「核彈都唔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