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現跨國戰線的身體：傳閱、走路、排隊

鄭肇祺｜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Graeber 所定義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強調行為上的自由。在2019年，我所經歷的直接行動，是自由、限制和尷尬的交織。

學習成為公民

成為人類學家的過程中，我也似懂非懂地學習成為一個公民。在此之前，我幾乎都沒參與公民社會的討論及行使公民權，胡亂投票，社區事務避之則吉。就像典型的「港豬」，生計、前途、娛樂是根本，別人的抗爭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雖然十多歲時就參與及組織志工工作，但有提升自己和他人的公共意識嗎？

沒有。

在1997回歸後的十年間，我在學習成為一位居於香港的中國國民。因緣際會下，我在大學的第一年，就參加了一個具有紅色背景的機構資助的大專生社團，成為幹部。在一年的社團經歷中，我們關心的是香港，進行的活動企劃包括準大學生如何適應大學生活，以及對大學生而言香港的未來都市規劃及其他政策應怎麼走。我沒有想到當時的政權屬於誰，當時的活動成果叫「我們的施政報告」，目標讀者是當時特首董建華。和中國最接近的一刻，是去北京清華大學參加國情團，然後在東北三省遊學一個星期，不過基本上上課我都睡著了，原因是講師講課太無聊，每次一講三小時，我都聽不進去。那時候的我，還是願意去中國感受一下這個國度的風土人情。記得當時的領隊，一直強調我們要主動認識北京居民的生活。這種學習及服務，是為了培育我的公民身份嗎？我不確定。

研究香港的過程中，我慢慢認同自己是香港公民社會的一員。碩士研究處理香港的有機運動，也延伸探索香港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包括土地正義、產業單一化、環境污染等。初進研究領域的我，實在很保守，就算被邀請參與土地正義運動中的村民支援組，實際上我沒有貢獻，甚至不敢作出貢獻。研究者不應去干預研究對像吧。「我是跟大家學習。」我在村民面前講這一句話，然後就被其中一位支援組組織者拉到一旁責備：「你再這樣說，就不要再來。」我後來真的淡出了，基本上只能當一名社會運動的觀察者。

David Graber 以學者身份參與直接行動，差點犧牲了個人前途。閱讀他的故事，我一直在想自己會否能如此的義無反顧？

雨傘運動剛開始時，我是一個不在現場的局外人。身在台灣進行博士田野研究，人只能一直滑手機。催淚彈發射了，胡椒噴霧來了，我都聞不到，因為我不在現場。真正抵達佔領現場時，已經是十月份，那時我原定參加了一場學術會議，藉機在那幾個晚上前往金鐘政府總部，主要是想拍照留紀錄。就算在公民直接行動的現場，我還是一個觀察者，自我懷疑是否參與者。

突然，前方的龍和道（經常發生衝突的地方）出現警方和示威者對恃的場面。原本四散坐在地上的人，立刻動身前往該條道路，可以在前面舉起雨傘進行抗爭的人，就衝過去了。後面的則是一些熟練地組成人龍的後勤人員，開始傳起針對催淚彈的防護物資：口罩、生理鹽水、保鮮膜、雨傘等。

我可以做什麼？除了拿起相機，我還能夠做什麼？我應該做些什麼嗎？

狐疑之際，我察覺自己成為了傳送物資的人員。站在現場的後方，我至少成為一名和平示威者，與國家機器（警察）對抗，力求保住佔領區。緊張萬分的一小時過去了，大家成功守住。我悄悄地離去，消失於人群中。

這算是公民參與嗎？

傳閱

剛過去的2010年代，除了博士畢業後的大半年，我幾乎都沒有在香港生活。愈來愈活得像海外華人，一個過去自我調侃的身份，如今幾變成真實。生活上，我已經脫離香港的節奏，但又會固定接收香港的資訊，以香港人自居。

我還是香港公民嗎？缺席雨傘運動後，我不想再缺席下一場公民運動。

2019年中香港發生自由之夏，這一場流水運動。我還是沒辦法置身遊行現場，那數場百萬人遊行，我全數缺席。當香港的抗爭者嘗試罷工，遠在台灣的我，想罷工也沒用，反正受影響的將不是香港的權貴人物，而是無辜的台灣學生。

不在現場的矛盾感及不安應運而生。我的身體沒有香港人的共同經驗：催淚彈。嗅不到抗爭現場的催淚煙，我真的是抗爭者眾的「同路人」嗎？

一場又一場遍地開發的抗爭，使香港成為由催淚氣體組成的城市共同體。身在境外的我，面對著一場公民抗爭者的身份認同危機。這一場強調參與的運動，我並非唯一一個在這種危機中掙扎的人。不少感到同樣難過的海外港人，希望盡量做到不缺席。

我們進行資訊傳播。

台灣學生發現台北等地的集會，數個月內，由幾十人發展至近萬人的集合，不同聲援團體加入。安排居民損贈前線物資，寄送機車安全帽，也拍攝打氣短片，支援在香港抗爭活動前線的人。各地出現連儂牆，讓民眾發聲，特別的是，發起人不盡是香港人。

媒體廣泛報導香港事件，也力邀站在跨國戰線大後方的港人分享經驗及想法。不過，不少香港人力求低調，婉拒受訪。居民自行組織分享會，願意參與分享的香港人，也跟主辦方相討閉門進行，不錄影、不錄音、不拍照成為常態。一些記者跟我接觸，是因為他們找到在台灣的香港人，不希望受訪、出鏡，以免被香港警察盯上。

當身在後方的香港人有所顧忌，台灣人也面對資訊的落差。他們接受的資訊來自不同政治取向的媒體，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他們難以理解香港的實際狀況。我認為香港和台灣面對新型社會運動上的資訊落差，涉及政府與人民的權力不平等關係。David Graeber 描述他參與的新型民主運動中，參加者為創造新式民主而感到興奮，但他們（包括Graeber自己）同時害怕會受到法律上的逼害（legal oppression）。縱然該場運動是強調自己代表自己，但沒有人願意告訴外人任何細節，對外面世界而言，運動的一切變得抽象 (Graeber 2009:11)。

香港發生的事變化很快很急，台灣媒體都跟不上了，更何況市民。一些人聽出我的香港口音，都會問我「香港的暴動對你家人還好嗎？」聽到「暴動」兩個字，我的防衛系統就啟動了。「香港這麼亂，你還是會回家嗎？」我連忙要解釋香港其實面積不小，所謂的亂是地區性的。「暴徒很多，你要小心。」我快說不清楚什麼人才算是暴徒了，是抗爭者，還是警察？在台灣的大眾市民群中，同溫層太厚，我還是要在麵攤、田邊、商店，接觸一下層外市民，了解多元觀點。

走路

受人類學訓練的參與者，書寫社會運動的民族誌是推動運動目標的一種方式：把民主的某種可能性進行傳播（dissemination），特別是在運動中被抽象化的部份，交由人類學家進行具體細緻的描寫及記載 (Graeber 2009: 11-12)。

讓我來好好描寫兩次參與觀察，及當中的自由、限制及尷尬。

同溫層的朋友會問得直接一點：「你有回去嗎？」有，我回去了兩次，一次是集會，一次是投票。

8月進行三罷（罷工、罷課、罷市）時，我低調地回了一次香港，只為了參與一場農業同溫層會出現的「合法集會」。那場活動很多人其實是在等待場外的遊行，並對地方警署進行一些示威活動。我知道自己的行動限制是止在「合法集會」的場地，以免因任何形式的拘捕，讓我未能如期回到台灣，甚至出現工作上的困難。換句話說，這是觀察重於參與的一場田野活動，我沒辦法像Graeber那樣以參與為前提。我也沒有在香港工作、教書，罷工、罷課對我而言不存在政治意義。不過，如果把抗爭的空間、時間重新思考，我認為自己實際上參與了三罷中的罷市行為。出門時，因為港鐵正受示威者的不合作運動影響而出現部份路線停駛，我決定走路到11公里外的集會地點。8月中午的炎熱天氣下，我本能地撐起一把雨傘（註：平常不會這樣做），沿著鐵路路軌，穿越鄉村道路，一邊回想自己的農業運動研究，一邊期待著自己反送中的第一場「真正」的抗爭。

原來，示威也有「原真性」的爭議，安坐家中上網評論抗爭策略的人，被稱為「冷氣軍師」，揶喻其只出一張嘴、不實際在示威隊伍出現，甚至參與前線衝擊的人。我很怕成為「冷氣軍師」，想成為真正的香港抗爭者，所以我還是買了張機票、走了十公里路，履行我的公民責任了。當天，我的雨傘跟我道別，找到了它的使命，被其他人帶到了衝突現場。

排隊

11月的我選擇了排隊。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在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兩場大規模的功防後，整個運動到了一個臨界點：前線抗爭者筋疲力盡，支援人士盡力救援，但未能動搖政府高官和警察。選舉成為了一個指標，還有誰願意表態？在年中時，我就知道有一些環境、農業運動中、長期經營社區關係的朋友參選，起初他們目標是對手不會自動當選而已。在經營過自由之夏，踏入峰煙四起的秋天後，眾人迎來了這場選舉。我一直是悲觀的，以為政府會以不同名義押後投票日，結果出乎我意料。最後一刻，我決定買張機票，開車到高雄坐飛機，在前一天到達香港。

第二天一早就到來我所屬的選區，眼前大排長龍，我的心就雄起來了。「今天要達到70%」，才有勝算。而且，過去選舉時，都出現懷疑種票、插隊、大批老人被送進投票站的消息。這次，我發現自己embody了自己的身體，體現此公民參與，成為了民主選舉的一名監察者。在排隊一小時的過程中，我一直在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人在附近，或是老人家會否有想要插隊先進入票站。進入票站後，我和幾個人不約而同地進行了進一步監察，並要求票站主任解釋我們認為不合理的地方。完成投票出來後，我還特意繞了一圈，看看會否有潛在的漏洞，例如消防大門打開的話，是否會讓不想排隊的人自行進入投票站？

跨國的身體

身在後方，卻用身體走路和排隊，並embody了自己，成為一個公民監察者，我認為自己刷了一點點在運動中的存在感，亦成就了自己「香港人」、「抗爭一份子」的身份認同。在台灣及社交媒體上，就算如何參與也是乏力的，因為抗爭現場的激烈程度，讓我覺得內疚：「為什麼我會平安地吃飯看電影，別人為香港犧牲這麼多，我就在台灣好好地生活？」跨國飛行是有風險的，但是可以計算：低調、不進入「非法」空間、只作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縱然參與是有限度的，部份海外香港人正藉著傳播、走路和排隊，學習成為一個跨國戰線上直接行動的參加者。面對家鄉的政權，這群人思考、實踐如何成為抗爭者的「手足」，身體力行地改善跨國文化差異下的資訊落差，以有限的力量讓自己感到不尷尬。公民參與仍然是多元的，正因為我們自由，但同時意識到各種限制，感到不在現場的尷尬，我們才落力參與，利用創意和身體，成為自由之夏的一份子。

參考資料：

Graeber, David. 2009.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AK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