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敏感的田野

顏芳姿｜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1994年，林淑蓉老師帶我去貴州省從江縣龍圖腊水村，這一年我開始侗族研究。重新看初次進入侗族的田野筆記，那時候家戶訪談建立系譜，幾乎把祖上的來歷和婚姻都打聽清楚，聽到的侗話盡量學，看到的植物都畫下來。八年後，我轉進山區做博士論文。

我捨棄在一個平壩、一個文明村做田野，沒想到卻在山區一個樣版村遭逢污名指控。

以女性、漢人和台灣的身分進入一個計劃生育村做田野，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外界極力放送邊村使用生育控制用藥(漢聲雜誌1991)，筆者的研究計畫想探討邊村侗族婦女會如何展現生育的主體性。2002年，我到邊村進行侗族婦女生育健康的博士論文，前半年，心情很憂鬱。一踏進邊村，村長皺起濃眉看著我，他大約是想，這個人要住在這裡一年，真是個麻煩！地主家庭出身的男子叼著煙斗，鄙視地走過我身邊。六月六過香婆節，出身幹部家庭的男子跑到我住處叫囂，「我怎麼說，你怎麼寫！」鬼師藉著看米卦的機會，告訴我村子裡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喜歡我，事後我請他做一場搞百口的儀式，目的是平息眾人對我的議論。八月一邊村祭祖、過大節，每家每戶宴請賓客。鬼師一身酒氣地在鼓樓遇到我，直接叫我「滾回去台灣」。村子裡這些上層階層的男人作勢驅逐外人，我接到一道又一道逐客令。

住在邊村幾日後，筆者選在春雷期間村民不外出工作的忌雷日，在鼓樓向群眾說明研究計畫。人類學家進入村寨初期，通常要做家戶訪談來了解人群之間的親屬關係。但是，進入家戶的訪問肯定要問到婚姻和生育情形，這點碰觸到計畫生育第一村的神經。幾個月後，一個村民告訴我，筆者尚未進入村寨之前，鄉政府和村幹主張筆者是來調查該村的計劃生育成果，事先警告村民保守好秘密，否則與政策不合的村民將受到處罰。雖然台灣政府不講計畫生育，筆者也出示台灣護照給寨老過目，村民仍然保持高度警戒，交往時不斷地敷衍我、懷疑我。村民認為，若被我發現不合政策之處，便會對他們不利。出於種種猜疑和不安，筆者爬樓梯上樓訪問，有人已經從另一個樓梯跑掉，也有人聽聞腳步聲，匆忙躲進裡面的房間，這些村民像遇到瘟神一樣閃避我。我的調查已經遭到鄉政府與村幹抹黑，即便筆者1999年嫁給龍圖侗族人，一家三口住在邊村，大部分的村民仍然認為筆者具有破壞力。處在這種田野政治之下，謠言產生各種指控，幾乎所有村民一致對外地排擠我。

三個月之後，我下山到縣城找網咖，跟指導老師寫email說，村子裡的人不歡迎我，想撤。換個地點或者做山區與平地侗寨的比較研究，總之，不要把重心放在這裡。她回信說，「你的田野資料非常豐富，繼續待下來。」同一個時間點，我也將這三個月的田野發現請教印度研究傳統助產士的Janet，我看了她的回信之後不再沮喪。

我這才恍然大悟，田野在未踏進這個計畫生育村之前早就開始了！當地學者百般不願筆者去做邊村做調查，我找當地出身的學者吳佺新，請他介紹我給村民，他以最近忙侗歌專輯走不開為由，婉拒我請他帶我進入村子的邀請。但他家的那頓便飯，他不斷強調當地沒有青菜，怕我這個城市來的小姐不習慣！過幾日，跟中國的研究陪同在從江縣會合後，我們一一拜會縣級領導。即將開展研究之際，這位到村子研究蹲點的侗族學者仍對我柔性勸說，「你最好換個地點，不要去邊村，高增比較文明點！」原來所有的遭遇都是有意義的，將村民和吳佺新、中國研究陪同對外地學者的行為放在生育政治的脈絡，就可以明白國家嚴格控制生育與他們的生育理想和社會結構發生衝突，我的博士研究因而轉向，探討生育政治對當地婦女健康的影響。邊村對外放送98%的家戶只生一男一女，以這個模式呈報所有的戶籍資料。計劃生育在各地農村推動困難之際，邊村這項奇蹟似的生育神話讓他們成為計畫生育免查寨，邊村自覺控制生育深獲中央的歡心，這一局打得好也讓邊村獲得許多資源和補助。只是，皇帝的心意不能說破。

最初的家戶訪談，我們是在公琴的小兒子家碰到公琴，幾日後我們在山野間相遇。我那時的先生感染副傷寒，公琴大方地分享治療副傷寒的經驗，開朗的樣子就像濟公，喜歡喝點小酒，自自在在地做他自己。但遇到計畫生育政策，執行政府命令的村幹要求村民隱瞞兄弟之情和父子關係。公琴不能公開承認他超出指標，一次我跟鬼師去村長家觀察解關儀式，公琴在他大兒子家見到我，尷尬萬分，摸摸鼻子就下樓去。隔著木板，我聽見他跟村長說，「她在裡面，我就不待下來吃飯了。」這個窘境讓我很不想再去村長家，我不想難為老人家，我也不想讓眾人知道我已經知道他們的關係。直到田野快要結束前，祝賀語文的爸爸新屋落成那天，公琴遇到我，在幽幽暗暗且鬧哄哄的場合，喝醉酒的他對我真情告白，「是黨讓我們沒辦法做朋友！」我默默地跟他乾杯，完全明白他的掙扎、他的無奈。

為扭轉村民的看法，2002年6月24日筆者踏查邊村的祖居地，回到邊村，我使用侗語廣播，告訴全村村民，來這裡的目的是為了學習侗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化，了解他們的健康，我住在這裡久了，有許多的朋友，不會做出賣朋友的事情。村幹與政策不合的家戶仍然和筆者保持距離，筆者勤走底層，關心老弱婦孺、為貧病者尋找醫療資源，一點一滴改變邊村害怕外人的印象，大約半年後研究才得以開展。筆者不再直接做家戶訪談，改為從旁人口中或做儀式的時候迂迴地打聽人群之間的親屬關係。筆者帶著孩子跟已生育的婦女做伴，互相分享台灣與邊村侗族有關性、婚姻和生育的笑話和故事。2003年田野結束，離開村子之前，村幹藉故要我們吃過早飯再走以拖延時間，並立即請示鄉政府和縣政府，要不要攔截我的研究資料，幸好縣政府有人說我是好人，放行。事實上，直到搭機前往澳洲(當時筆者在澳洲布里斯本念博士)，筆者完整地保全所有田野資料，才完全鬆一口氣。

筆者離開後，幾位村裡的朋友曾被村幹和與政策不合的家庭施加社會壓力，責備他們為何要與我為友，如果村子的人因為這樣而受罰，唯他們是問。學術倫理上，筆者出版的文章始終以村民的福祉為重，生育政治的書寫盡量用英文，避免該族、該村和村民的身分被識別。事實上，直到今天，村民都明白沒有任何人因為筆者的研究受到傷害，邊村計劃生育之美名繼續吸引國家挹注資金打造2014年落成的人口文化園、聯外道路、硬體建設和旅遊資源。2015年底，中國政府決定放寬一胎化政策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2018年中國極可能全面取消計畫生育政策，筆者得以在此討論這個地方的田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