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變動中的聲景與全球狀態

許馨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助理教授

以「聲景」（soundscape）作為焦點的人文探究，至少可以追溯至半世紀前加拿大作曲家、音樂教育家R. Murray Schafer對於「音樂是什麼」的反思。在《新聲景》（The New Soundscape）（1969）一書中，Schafer呼籲吾人跳脫作品與記譜的框架來理解音樂，進而透過聆聽，探索音聲環境中的聲音物件、寂靜、噪音的物質性，並分析「聽見與否」（the audible）、「錄音與音源分離」（schizophonia）、「場域中的音樂」（the music of the spheres）的技術與社會文化意涵。50年多來，Schafer所提出的觀點，受到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等領域學者的重視與多所延伸，他們不僅注意到文本與視覺先行的研究取徑對於吾人理解音聲現象可能產生的侷限，強調從聆聽或複合感官經驗探索的必要性，也重視這些現象的組構與文化分析（如Feld 1996；Harkness 2014）。值得注意的是，晚近幾年，以「聲景」為主題的研究論述不減反增；或許是有感所居世界的劇烈變化，以及人類活動對於生態系統變遷所造成的重大影響，許多學術社群積極探討聲景的變動。比如，《臺灣音樂研究》早先才推出《聲景：音樂的多重（去）領域化》專輯，探討不同環境脈絡中聲響「與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它們所傳達的「文化感知、全觀經驗及聲響特質」（呂心純 2019：i）；而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芬蘭，一群學者不久前也才推出《變動中的芬蘭聲景》（Muuttuvat suomalaiset äänimaisemat）一書，檢視十五年來當地聆聽實踐與聲生態（acoustic ecology）的轉化與其意義（Uimonen, Kytö, and Ruohonen 2017）。

為呼應近年來人類學、（民族）音樂學與鄰近學科對於「聲景」日益深刻的研究興趣，演示樂動（musicking）與聲音研究如何能夠作為評估人類所居環境變化與因應之道的重要依據，本期《人類學視界》特別集結一群音聲研究同好，共同推出「聲景與全球狀態」專題，引領讀者探索改變與重塑角落聲景的跨地域力量，梳理不同音聲實踐社群面對全球狀態劇烈變動時的歧異回應方式與邏輯。我們之所以選擇以「全球狀態」（global conditions）作為切入點，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自新千禧年以降，在人員物資的快速移動、理念／意識形態的跨域共鳴、資訊技術的多向整合，全球暖化與疫情的全球蔓延中，有越來越多人能深刻體會地方之間的相互連動，認同不同社群生存狀態的休戚與共—換言之，全球狀態不再只是鉅型理論或共同體論述發展的假設，而是不同地方人們經驗的共同日常；另一方面，我們也企圖藉由這次的專題，指出近期全球狀態變遷所帶出的，值得人類學、（民族）音樂學與鄰近學科共同重思的「聲景」議題。

早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於1990年代以降成為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的關鍵字之前，人類學家與（民族）音樂學家就已十分關切全球狀態。首先，從學科史的角度觀之，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的早期學科發展均重視全球各地不同社群與文化的比較或關係性研究（許馨文 2018）。而在晚近的發展上，民族音樂學對於音樂人與音樂文化的邊界跨越、全球流動保持高度興趣，也持續關注「文化接觸」（cultural contact）（Wade 2004; Stokes 2004; Post 2006），而這與人類學對於社群與文化異質相遇、跨域移動與落地生根的關注也若合符節。

隨著全球化論述於1990年代以降如雨後春筍般地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中興起，許多民族音樂學也循著人類學家所提出的分析架構，來思考人員、技術、資本、思想與媒介訊息的全球流通，如何不同方向、不同程度地形塑地方社會的集體認同與生產活動。如Veit Erlmann呼應Fredric Jameson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1991）的討論，認為20世紀晚期的音樂文化生產有很大的改變；Erlmann指出，相較於20世紀前半對於「全觀、拜物與奇觀」現代性的追尋，20世紀之後在「第一世界」所生產的「世界音樂」（world music and world beat）傾向呈現或模仿「他者的真實存在狀態」（real presence of the Other）（Erlmann 1999：177，亦見Stokes 2004：49）。另一個顯著例子，則是Mark Slobin參考Arjun Appadurai所提出的、用以捕捉全球文化經濟的斷裂與差異的「景觀」（-scape）概念（Appadurai 1990；亦見Inda and Rosaldo 2002），提出三種不同跨域脈絡（translocal contexts）的音樂文化—包括「次文化」（subcultures）、「超文化」（supercultures）與「間性文化」（intercultures）（Slobin 1993；亦見Stokes 2004：49-50）。Martin Stokes（2004）指出，（民族）音樂學與人類學對於全球狀態與聲景的研究，對於其他全球化研究者能有所啟發；一方面，他們對於全球音聲文化中「混雜性」（hybridity）的重視，有助修正過去某些全球化論者認為「全球化」等於「西化」，或「文化帝國主義」將消弭多元文化的偏頗想法；另一方面，他們對於音聲文化生產中地方與全球力量之間交纏互動的深究，也提醒吾人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民族國家、國族主義、邊界不僅沒有在音樂文化生產的過程中終結消失，反而以新的型態與特定的結盟論述、普世主義相互交織。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對於全球狀態的關切與交流，稍後進一步具體表現在Bob White所編纂的《音樂與全球化：關鍵性相遇》（Music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Encounters）（2012）一書之中。在這部合輯當中，作者們聚焦於「相遇」（encounter），分別從特定政治經濟結構的相遇、藝術與商業結構的相遇、以及對於他者以及對於自我想像結構的相遇三個面向，檢視音樂的生產與流通如何同時作為全球狀態的產物，以及促成全球狀態的重要過程。

不少過去對於全球化的想像與預估，今日已在現實中成真；於此同時，許多過去被視為遙遠甚至不可能發生的狀況，也已在我們的生活中一一出現。比如國際交通與數位通信的發展，雖然造就過去所謂「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但全球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溫室效應也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發生。而即便跨國一日生活圈不再是夢想，遠端即時通訊甚至成為大多數人的日常，但假訊息、資訊監控、全球金融風暴、極右民粹主義相互應、恐怖主義串聯、疫情蔓延等問題也隨著移動便捷與通信科技的發達而失控。1990年代後期鬆散、分歧的「反全球化」訴求，不僅成為「厭世代」危機意識的深層面向，甚至發展為晚近十年全球化論者的新問題意識：全球化是否已經終結（如O’Sullivan 2020）？我們是否進入了一個「後全球化」（post-globalization）的時代（如Flew 2016；KoXnrad 2021）？對於上述問題，或許我們需要納入更多面向與個案的討論，才能有較為周延的思考；畢竟一方面，縱使全球化論述中所描繪的多重去領域化仍持續存在甚至擴大，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仍主導了許多地方的政治經濟結構，而角落文化仍是世界市場發展的主軸（Beck 1999），然而另一方面，過去人類學家所注意到的，全球狀態中的差異、斷裂、摩擦、衝突、不均質（如Tsing 2005與2015），在今日卻也越來越顯著而有感；甚至，今日吾人不僅能在大眾媒體的再現中，看到他人對於全球狀態的不同介入，甚至也能透過社群網絡媒體的參與以及日常生活的自我展演，表達自己連結世界的獨特想望。儘管我們不能斷言全球化是否已經終結，或者我們是否已經進入一個「後全球化」的時代，但可以確定的是：全球狀態持續隨著人與非人的行動而變動與歧異化發展，而角落聲景的形構不僅受全球狀態所影響，前者的回應也與後者的持續變動息息相關。

近十年來，已經有部分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者針對全球狀態與聲景的變動進行討論。比如Simoe Krüger and Ruxandra Trandafoiu探討音樂實踐者如何故意而有自我意識地跨越邊界、創造新的藝術與文化空間，其音樂又如何展現普世主義價值，卻又同時強調認同、歷史與文化政治的重要性（Krüger and Trandafoiu 2013: 26）；David Novak（2020）則探討全球化造成的移工群居、反全球化抗爭，以及政府的噪音管制政策，如何交纏地重塑大阪西成區釜ヶ崎的地方聲景。

本次專題收錄的九篇文章回應這些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家的努力，它們對變遷中的全球動態與角落聲景，及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依後見之明，這些文章至少呈現了以下三項值得人類學、（民族）音樂學與鄰近學科重思的問題：（1）全球狀態斷裂的情況下，跨域樂動如何、為何持續發生？（2）持續發生的跨國流動與相遇有何異質性？（3）當代全球在地化現象背後有哪些歧異動力？

首先，關於「全球斷裂下的樂動」，黃佩玲、呂心純、陳懷萱的文章檢視了全球狀態斷裂的不同原因、社群音樂實踐者在斷裂狀態下維持聯繫的方式，以及斷裂與（再）連結方式之間的關係。黃佩玲認為，儘管2020年以降的COVID疫情或許阻隔了許多實體表演，但卻不一定斷絕了跨域樂動；相反地，透過數位社群媒體的運用，巴林與巴基斯坦兩地的南亞音樂實踐者，反而得以跨越宗教國族主義造成的長期斷裂，依循歷史的軌跡、國際資本的流動、身體經驗的共感，展開彼此的對話與創作意念上的共鳴。呂心純對緬甸與緬華民主抗爭行動的研究直指：相較於COVID疫情，政治封鎖對人民造成更劇烈的迫害與阻隔；即便在現實生活中，許多社會運動受到軍政府的阻礙，但透過數位社群媒體，線上流通的論述與音樂卻構築了一個更龐大的集體感知社群，一幅聲量更大的「革命聲景」。陳懷萱記寫疫情期間臺灣日照中心裡發生的「創意高齡」活動，指出即便疫情造成全球各地出現許多「平行時空」，但在人口高齡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下，許多國家仍然同步發展「活躍老化」的政策，後者除了持續反映意識形態的跨域流動，也顯示音樂與其他藝術人文活動有機會在這股思潮中，有機會受到更大的重視。

其次，關於「跨國流動與相遇的再脈絡化」，郭大鑫、官元瑜與林真宇的文章提醒我們不只可以從既有的「跨界」、「融合」等角度來思考「文化接觸」的問題，還能從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主體經驗出發，發展出更多反身性的觀點。郭大鑫紀錄東南亞移工在臺聚集空間中聲音景觀的出現與消失，追索越南波麗路音樂在亞洲、歐洲、美洲的移動路徑，並且進一步從自身的研究與田野經驗出發，移情地解釋音樂如何得以強有力地串連移動者的情感。官元瑜分析一項沖繩與臺灣音樂人的共作計畫成果，指出其作品意義不僅來自雙方對於歷史、地理、文化關係性的想像，更來自計畫過程中的親身體驗、傾聽與迴響性創作，他提醒我們：要理解跨國流動與相遇的意義，必須關注過程中音聲實踐者的主體經驗。林真宇批判西方流行音樂研究中的東方主義偏見，並分享自己如何以「亞洲作為方法」與「分享人類學」的理念為依歸，以影像製作為方法，捕捉華語流行音樂錄音工業、製作系統與樂迷文化對於「中國性」的感知，並探討其中所反映的個人歷史與認同。

最後，陳瀅仙、林浩立、江巧雯的文章分別從「適應」、「想像」與「對話」三個面向，探討當代全球在地化現象背後的動力。陳瀅仙分析日本業餘社團「重製」芬蘭岡德雷琴的脈絡，指出音樂文化傳入異地時，需要適應在地實踐者的學習背景、文化想像、物質條件、美感經驗，其表現形式與意義也在重新脈絡化的過程中與「原產地」有所不同。林浩立分析「美拉尼西亞」的結盟與認同建構，如何受到全球流動中的社會運動論述與音聲實踐所影響，並藉由嘻哈音樂在印尼的想像與實作，挑戰狹隘的國族主義、地域主義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扮演的主導性角色。江巧雯藉由探討雅美／達悟族朗島部落創作者謝永泉的作品，指出「世界音樂」如何不只是全球在地化的產物，更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世代、不同社群成員之間的對話場域。

透過上述文章，本期《人類學視界》期盼對「聲景與全球狀態」呈現一系列兼具鉅觀與微觀分析的討論。此外，藉由聚焦「聲景」與「全球狀態」，我們也希望激發更多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者對於個別音聲現象與其之間關係性的探索興趣，透過更多人的關注，拓展並深化音聲現象的研究議題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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