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樂器，日本重製

陳瀅仙/赫爾辛基大學音樂學博士候選人

我的博士論文探討的是岡德雷琴（kantele）在亞洲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而重製（remake）是我了解岡德雷琴在日本受容（reception）的其中一個概念。2018年5月到7月之間，我在北海道的兩個岡德雷琴社團中進行田野調查。本文以其中一個日本籍演奏家、教師佐藤美津子（Mitsuko Sato）所開設的五弦岡德雷琴樂器製作課程為例，來了解日本製作岡德雷琴的脈絡以及重製的含義。

芬蘭岡德雷琴的日本風潮

岡德雷琴是芬蘭的傳統弦樂器，屬齊特琴（zither）家族，以雙手撥奏，波羅的海國家皆有類似的樂器，名稱略有不同。岡德雷琴包含了弦數不同的樂器，範圍可從五弦到四十弦左右（圖一），民族音樂學者Carl Rahkonen（1983: 241）以「超穩定性」（ultrastability）指出岡德雷琴的多樣化為「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並保持一個獨特的、連貫的實體。它雖在結構上發生變化，但仍然展現具有同樣的系統特徵的一種能力」。最傳統的五弦岡德雷琴被記錄在芬蘭史詩卡勒瓦拉（The Kalevala）中，它代表這種樂器在歐洲大陸悠久且獨特的歷史。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思潮之下，岡德雷琴與史詩的連結被知識分子、政治家採用，被用來作為喚起芬蘭民族主義的象徵。現代的岡德雷琴並非僅存在於博物館的典藏區，與生活脫節；反之，因為1980年代之後的芬蘭傳統音樂走向建制化，岡德雷琴被納入專業音樂大學成為主修之一，它的音樂風格及樂器在過去40年不斷地演進，目前被認為是芬蘭的「活傳統」。

1970年代中期左右已經開始有日本愛好者將岡德雷琴引進國內，但是直到1990年代日本、芬蘭交流日漸增加後，相關的活動才漸漸蓬勃。經過20多年的發展，岡德雷琴因為其獨特的聲響，在日本累積了不少愛好者，日本也被認為是目前擁有最多岡德雷琴愛好者的國家，僅次於芬蘭。目前在東京、關西地區及北海道的札幌等地可見由愛好者組成的業餘團體，他們活躍於日本舉辦的北歐體驗活動。日本也出現了以教學與演出為職業人士，佐藤美津子是活躍於北海道的岡德雷琴演奏者及教師。

重製

重製（remake）是人類學者Joseph Tobin在《日本重製：變遷社會中的日常與消費》（Re-Made in Japan: Everyday Life and Consumer Taste in a Changing Society）（1992）一書導論中所介紹的概念。他透過「馴化」（domestication）的概念進一步解釋重製，挑戰過去將面對支配性的中國或是西洋文化之日本，解釋被動受害者（passive victim）的學術論述，重新理解日本在進口西洋它者（Western others）的主動態度（active stance）。Tobin的理由如下：

之所以我選擇馴化作為導論中的主題主要是要強調這個過程是主動的（不若西化、現代化，或是後現代）、道德中立（不若模仿或寄生）、去神秘化（當中並沒有天生奇怪、異國情調的、或是獨特的日本等）。馴化有很多含意，包括馴服、文明化、歸化、使熟悉、帶進家中。（Tobin 1992：4，斜體為原文所示）

Tobin更以「章魚披薩」作為重製的案例，認為日本對於西方它者文化重製的成果，有時甚至讓西方人士「難以發現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他因而主張重製是一個「綜合異國情調的與熟悉的、外國的與國內的、現代的與傳統的、西方的與日本的創造性過程」（Tobin 1992: 4）。佐藤美津子在成人教育系統道新文化中心的岡德雷製作課程提供了一個音樂的案例，讓我們了解日本重製芬蘭樂器的過程。

重製實際與意義：岡德雷琴在日本成人教育機構的脈絡化

佐藤美津子是芬蘭岡德雷琴在日本在地化的重要推手之一。她的岡德雷琴學習歷史可追溯至1990年晚期，當時她因一場意外左手小指受傷，無法繼續演奏鋼琴，使得她的鋼琴教學被迫中止。她與芬蘭的連結緣於她擔任旅芬日本鋼琴家館野泉（Izumi Tateno）的粉絲俱樂部負責人，她發現演奏岡德雷琴並不需要使用小指。大約在1999年，佐藤開始跟當時人在北海道教育大學進行交換學生計畫的岡德雷琴演奏家Eva Alkula學習。 2002年開始，佐藤每年夏天固定前往芬蘭的岡德雷琴營隊學習，在當地蒐集資料作為回日本教學時所使用之教材。2005年4月佐藤開始在道新文化中心（道新文化センター，以下簡稱「道新」）教授岡德雷琴合奏課程；2007年，她開始推動在日本本地製作岡德雷琴。

「道新」是札幌市內提供成人進修教育的私人機構，屬於北海道日報公司所有，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課程，包括文學、語言、運動、跳舞、手工藝、考照課程和音樂等等。學員多半是家庭主婦、退休人士。目前，北海道多個城市有分教室，所有的課程都是小班制。道新為了販售文化課程在行銷廣告上做得非常全面（如圖二），除了網路訊息之外，還可以看到傳統的報紙廣告及小傳單。每年四月北海道融雪，象徵著一年之初，也是學校開學之際，此時「道民」們也開始選課，包括岡德雷琴課程。由於這些人大多沒有音樂基礎，加上岡德雷琴是大家陌生的樂器，廣告中經常使用描述如「每個人都能彈」，「大家一起合奏吧」，強調其「易彈性」，以吸引潛在的學員學習。此外，廣告單上岡德雷琴也經常被稱為「北歐的豎琴」，具有「不可思議的音色」。

目前日本的岡德雷琴發燒友人數約在150人左右，他們所使用的多半是進口樂器，由芬蘭製造商製作。由於芬蘭樂器從下訂到收到樂器的時間十分冗長（中小型樂器大約需要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大型樂器可能要半年以上），效率不彰，佐藤大感樂器難以取得使得岡德雷琴在日本推動有一定難度，因此萌生了佐藤岡德雷琴「日本製作」的念頭。

五弦岡德雷琴相較於其他中大型岡德雷琴，結構簡單，便成為日本製作的首選。在20年的岡德雷琴生涯當中，佐藤多次在芬蘭夏日營隊修習岡德雷琴製作課，這樣的經驗有助於她在道新開設岡德雷琴樂器製作課程。由於道新提供的課程場地並非真正的木工教室，而是一般的教室（白板、桌椅、譜架），原封不動將芬蘭的樂器製作搬到日本並無可能性。取而代之，佐藤與他的鋼琴調音師夫婿製作了樂器包，包括一把五弦岡德雷琴半成品（72cm×3cm×7cm）及尚待黏合的部分，像是邊板（ponsi），弦柱（metal bar）以及琴弦，專門提供給日本學員。在四堂課當中，學員所要做的，是用砂紙將琴身、面板磨平、進行琴身彩繪、上蠟以及上弦。樂器包實現了四堂課就可以將岡德雷琴製作完成的可能性。半成品事實上來自佐藤的重製；佐藤強調，她的五弦岡德雷模型參考了芬蘭製造商Koistinen Kantele的模型，然而其木料卻是北海道當地庫頁雲杉（Sakhalin spruce），主要原因是希望可以降低樂器的成本。

2018年我所參加的道新札幌教室岡雷琴製作課程中，參加者為7人，皆為家庭主婦，除了一人為退休的鋼琴教師之外，其他的人沒有專業的音樂訓練。課程為5-6月之間，北海道的冬天剛結束，春暖花開，許多學員因為「想學簡單的樂器」而參加了價格實惠的樂器工作坊。在為期四周、每次三小時的課程後，就可以完成五弦的岡德雷琴。學員在第一堂課時就收到樂器包，他們必須將邊板黏貼到琴身上面，再以工具固定。另外，佐藤也從自家準備了砂輪機讓學員磨平面板，再以砂紙進行微調。第二堂課，佐藤強調課程目的是希望可以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樂器，也因此學員們可以在琴身上面進行彩繪，許多學員使用顏料把岡德雷琴塗上喜愛的顏色，有三個學員畫了花朵；兩位學員將廣告單上剛剛結束的慕夏展的畫作裁剪下來，黏在琴身上；一位學員剪下自己喜愛的舊絲巾上面的圖騰進行黏貼。待所有的彩繪部分完成後，學員們上蠟，佐藤和其夫婿在最後一堂課時進行上弦，最後五弦岡德雷琴終於完成。道新文化芬蘭岡德雷琴的工作坊被縮短為一種體驗，而參加的學員使用標準化的樂器包透過「彩繪」來創造獨特性，佐藤美津子透過樂器包希望在結構、聲響上承繼了芬蘭五弦岡德雷琴的傳統，但在在地化的過程中，因為場地的限制、學員們的日本文化背景，最終的成品呈現了一種混雜—「芬蘭樂器，日本視覺」（圖三）。

佐藤重製的樂器包一方面遵循著芬蘭原型，一方面實現了在日本製作岡德雷琴的可能性：節約成本。岡德雷琴讓家庭主婦走出家戶，暫時脫離社會期許的性別角色，而樂器包簡化了製作的時間，使她們得以使用生活中的材料，來展現原本被家庭或是社會責任壓抑的創造力。岡德雷琴上的春日花朵、絲巾及廣告單剪粘，都反映了Tobin所謂的重製：將熟悉的事物結合到外來他者上；而這個在地化的過程，產生了與芬蘭當地岡德雷琴文化實踐的斷裂。我在2012年與2016年曾經在芬蘭參加過兩次樂器製作，兩次的學員背景不太相同（第一次的學員大部分具有音樂演奏背景；第二次則多是一般民眾），芬蘭的樂器製作老師（一般都是正式的樂器製作師）準備的樂器包，包含了樂器結構尚未裁切的木料，而非已經組合好的半成品。樂器製作的時間從30個小時到50個小時不等。學員可以在老師的安全指導之下，使用、體驗不同的木工機器。雖然岡德雷琴在芬蘭屬於小眾樂器，但是對許多學員而言，製作五弦岡德雷琴是了解自己的根源，它是芬蘭文化的象徵。而在日本的製作課程當中，彩繪卻是被強調的。

民族音樂學者Ali Jihad Racy（1994: 38）指出，樂器「與周圍現實和文化環境進行辯證式的相互作用，也因此，在新的環境中它們不斷地調整（negotiate）或重新調整（renegotiate）自身的意義」。岡德雷琴在北海道的在地化，提供了一個北歐−東亞文化交流的案例來了解重製，而這個案例也顯現了岡德雷琴在日本受容當中，因為製作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岡德雷琴製作不完全被重製為一種深度的文化根源追尋，反之，在文化互化的過程中它被重新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為一種快速的異國體驗，成為眾多文化課程之一，而具有異於芬蘭在地表現的形式與意義。

引用書目

Asplund, Anneli. 1983. Kantele. Forssa: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Seura.

Rahkonen, Carl. 1983. “The Concept of Ultrastability as Applied to a Study of the Finnish Kantele.” Suomen Antropologi 8(4): 239-242.

____. 2001, Grove Music Online, s.v. “Kantele,”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1,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grovemusic/view/10.1093/gmo/9781561592630.001.0001/omo-9781561592630-e- 0000014682?mediaType=Article.

Racy, Ali Jihad. 1994.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East-Mediterranean Mijwiz.” Ethnomusicology 38(1): 37-57.

Tobin, Joseph. J. 1992. “Introduction.” In Re-Made in Japan: Everyday Life and Consumer Taste in a Changing Society. Edited by Joseph Tobi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