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田野初戀：我的嘻哈人類學研究之旅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2006年我踏上美國人類學博士班的旅程，在第一個學期「語言人類學」這門必修課上，我只有大學部經驗值的學術人生第一次被安排一本本原文書每週讀完討論，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書單中有一本語言人類學家Don Kulick的民族誌Language Shif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Self, and Syncretism in a Papua New Guinean Village（1992），是我少數能夠充分掌握論點、並享受其中材料與故事的作品。簡單來說，作者在1985年前往世界上語言最紛雜的國度—巴布亞新幾內亞、深入山區中的Gapun村落，企圖瞭解全天下只有在這個村落裡使用的Taiap語，如何一步步被全國通用的皮欽語（Tok Pisin）取代。套一句作者往後在訪談中常提及的話，他見證了一個語言死亡的過程。

這本堪稱語言人類學經典的著作對我意義重大，讓我知道我還算是唸人類學的料，也更堅定了自己太平洋研究的方向。因此，當幾年後在書店看到作者的下一本出版品是關於肥胖與慾望時（Fat: The Anthropology of an Obsession, 2005），我的驚訝是可想而知的。原因倒不是因為題目本身，而是對從語言變遷的精湛研究轉折到完全不同議題的訝異。事實上，在此之前Kulick早已在90年代完成了於巴西關於跨性別性工作者的田野調查，並出版Travesti: Sex, Gender, and Culture among Brazilian Transgendered Prostitutes（1998）這本民族誌。往後，他的研究將轉向丹麥和瑞典障礙者的情慾世界（Loneliness and Its Opposite: Sex, Dis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Engagement, 2015）。對於這些不斷變換的民族誌題目，他在2016年接受所任教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雜誌訪談中給了這樣的解釋：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我總是在與不同的脆弱群體合作。不管是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雨林或是巴西的貧民窟，我也曾多次陷入極為脆弱的情境中，然後在其中建立關係。」

可以看到，脆弱與邊緣群體，是串連起 Kulick的多重宇宙的一絲堅定的線索。

從上述Kulick的例子可以看到，人類學家從一個田野地換到另一個、從一個主題跳到下一個，可以說是稀鬆平常的事。畢竟，這個學科就是建立在比較的視野之上。然而其目的並非找出繽紛表象之下的通則（好吧，一開始可能是如此），而是透過不同社會文化歷史（甚至生態）元素的組合來瞭解生命的意義與可能性。你因此可以看到同一個人類學家一下子對非常的極端狀態感興趣（遙遠山區中語言的死亡），另一下子又在探索看似平凡的日常現象裡頭的隙縫（工業社會中障礙者的情慾），生命在這兩種情境中是同樣須要解開的謎題。

人類學更複雜的地方在於，研究者的個人生命經驗始終與研究主題中的生命形式糾纏在一起，因此題目的轉換也往往反映了生命經驗的變動。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長期關注當代日本社會的人類學家Anne Allison。她在將近二十年來出版了四本民族誌：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1994）、Permitted and Prohibited Desires: Mothers, Comics, and Censorship in Japan（1995）、Millennial Monsters: Japanese Toys 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2006）、Precarious Japan（2013），從酒家中的性別展演、流行文化中的母職意象、電玩產業裡的全球想像、一路探究到當代社會環境的動盪不安，而其中不變的是每次都會在前言提到的兩個兒子Adam和David。因此，除了第一本書是改寫自孩子出生前的博士論文外，每一個題目可以說反映了兩個兒子成長過程中萌生的興趣和所面對的問題。

我目前的人類學生涯也反映著類似的轉變，也時常在思索是生命歷程的變化讓我選擇了不同的題目，還是有始終如一的關懷將它們牽連起來。如果用感情來比喻，我的田野初戀是台灣的嘻哈音樂文化，來自自身的音樂聆聽興趣與社群參與身分。在完成了以此為題的學士論文後，我意識到雙方恐怕沒有未來，於是在博士論文研究時選擇交往比較「成熟」的斐濟村落生態保育議題。然而現在，我卻回到了舊愛的懷抱中，並且延伸關注台灣70、80年代的迪斯可音樂風潮。

我的人類學感情故事

我的人類學感情故事要從2000年開始講起。那一年，我申請上了台大人類學系，同時也與學長一同創立了全台灣第一個嘻哈音樂校園社團:台大嘻哈文化研究社。我的心思一開始不在人類學上，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都花在經營社團與參與剛起步的台灣地下饒舌社群。在謝繼昌的「人類學導論」上獲得的68分期末成績，恰當地反映了我在課堂上用心的程度。此時嘻哈和人類學對我來說就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在其中一個世界中我是相當掙扎的。升上大二時，首先面對的就是號稱系上震撼教育的林瑋嬪「文化人類學導論」，以嚴謹的分組報告安排、不定時的隨機點名詰問、申論導向的期中期末考著名(用瑋嬪老師自己的話:「我出題超活的喔」)。我就這樣戰戰兢兢地一個個人類學主題每週上下去，不敢怠慢，但也說不上喜愛。

終於在學期後段的週次「政治人類學」的主題上，我遇到了改變我一生的文章：Clifford Geertz的〈中樞、帝王與領袖魅力〉。這篇文章由我們的組別負責報告，當時還沒有中譯，文風又是Geertz一貫隱誨的旁徵博引，其實並不好讀。然而，我彷彿開竅一般，能夠從英國伊莉莎白一世的加冕典禮、爪哇華麗的宇宙政體、摩洛哥不斷處於移動狀態的朝廷等民族誌案例中，理解Geertz認為「權力」永遠有其美學和象徵面向的論點。也就是說，即便是理性科層的政治組織，「領袖魅力（charisma）還是可能存在。在期末考時，瑋嬪老師出了一個她所謂「很活」的回家作答申論題：選出一位你認為具有「領袖魅力」的人物並分析其魅力如何被建構、維持。我毫不猶豫選了在1996年被槍殺身亡的美國饒舌歌手Tupac，並前往圖書館找到社會學家Nathalie Heinic討論梵谷魅力的專書The Glory of Van Gogh: An Anthropology of Admiration（1996）作為主要參考文獻，以前所未有的認真態度完成了這個簡答題。我的開場是這樣寫的，至今讀來仍能讓我感到一絲驕傲。

「我要分析charisma的對象是已故美國饒舌歌手Tupac Amaru Shakur。研究演藝娛樂界的charisma人物其實更為有趣，因為他們不像政治、宗教人物有龐大的國家機器或宗教組織在高階層進行鞏固領袖地位的運作，人民是真的由衷仰慕他還是由於強制力或民族國家社會的特殊處境才不得不服從其領導其實很難說。然而演藝人物不同，他某種程度來說與你我沒什麼不同，他是一個領導人、他沒有權力命令你信仰他、他跟你的利益或命運也毫不相干，因此，我們為什麼會迷上一個演藝人物，甚至進而信仰他，變成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在TupacAmaruShakur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演藝人物的charisma如何以一種很不一樣的形式被建構起來，還可以看到charisma甚至可以在主角死後繼續被別的機制、策略維繫運作下去。」

瑋嬪老師在發回考卷時，特別欽點我在全班面前朗讀全文，這不僅是激盪起我人類學靈魂的契機，也讓我看到嘻哈與人類學結合的可能性。

不過在這段時間，我終於正式萌芽的人類學生涯還有其他的養分投入。大二那年，我在中研院民族所找到了劉斌雄老師「親屬數學」計畫研究助理的工作，幫助他去圖書館找尋不同區域民族誌資料中親屬稱謂的部分，影印出來彙整建檔交給他分析，而當時主攻的區域就是大洋洲。同時，我也透過這個計畫結識了剛進入民族所服務、研究索羅門群島的郭佩宜，並於稍後也成為她的研究助理。大三那年我則是修了童元昭的「大洋洲民族誌」，在這幾位大洋洲學術前輩的感召下，太平洋島嶼默默成為我心中十分嚮往的地方。

但嘻哈與人類學結合的魅力實在太大，加上一本剛出版討論全球嘻哈的論文集Global Noise: Rap and Hip-Hop Outside the USA（2001）的啟發，裡面收錄了人類學家Ted Swedenburg、Jacqueline Urla、Ian Condry等人在中東、巴斯克、日本等地的民族誌案例，讓我對以類似的方式探索台灣嘻哈文化感到躍躍欲試。然而同時間，我在嘻哈圈的參與越來越深，除了不時的表演機會外，也在準備首張樂團專輯的錄製發行，身兼學生/潛在研究者與表演者的雙重身分開始讓我有一點分身乏術。大四那年我受到鼓勵申請學校的「陳安泰醫師研究獎學金」，其中一個條件是要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大人類學系剛好有自己的刊物《人類與文化》，我便以出版的目標著手進行台灣嘻哈文化的調查與書寫，並在童元昭老師的指導下修習「學士論文」。最後的成果是一個現在回頭看頗不成熟的文章〈流行化、地方化與想像：台灣嘻哈文化的形成〉(2005)，但這畢竟仍是關於台灣嘻哈文化、特別是饒舌音樂的第一篇學術出版品。

在這個嘻哈與人類學結合的嘗試過程中讓我深深體會到一件事:往後若要繼續踏上人類學研究之路，我不會選擇這個主題。原因是我對這個文化涉入太深、太過熟悉，缺乏Anna Tsing所謂驅動人類學研究的「民族誌驚喜」。但我還擁有太平洋島嶼。這個只在紙上瞭解過的迷人地方，充滿了此刻嘻哈已無法帶來的學思可能性。而在大學畢業當兵的時光中，我意外結識了人生第一位太平洋島民，一位來台灣學中文的斐濟警官。在他的分享與我自己的資料蒐集之下、再加上2006年暑假一次前往斐濟的旅遊體驗，我看到了一個有著印度裔移民與原住民的族群衝突、但在不同村落社群中進行著各種富有活力的生態觀光發展計畫的島嶼。在2006年踏上美國人類學博士班的旅程時，我已決定了斐濟研究的志向。

回到初戀的主題

時間快轉到2018年，我已在清華大學任教滿一年，學術定位是太平洋研究，並且開始探索台灣與太平洋的「南島連結」關係。事實上，我在學校開設的第一門課就是「大洋洲民族誌」。台灣嘻哈的參與身分與研究興趣則已在漫長的博士班生涯中消磨殆盡。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博士班畢業那年搭上了《芭樂人類學》的出版列車，在主編須要音樂主題相關文章的激勵下，我寫了〈饒舌、革命與伊斯蘭〉這篇短文，因此這個火苗可以說沒有完全熄滅。就在決定下一個學期在大學部的開課安排時，我突然興起了一個念頭：何不設計一門專門討論嘻哈音樂文化的課程呢？畢竟《中國有嘻哈》節目才剛在前一年播映引起前所未有的討論風潮、以前的樂團團員則是在聲聲呼喚我重操舊業。就這樣，我開設了台灣大專院校第一個關於嘻哈的課程：「嘻哈學」，而那個在十幾年前以學術知識的態度經營嘻哈文化研究社的年輕社長、在大學課堂上興奮地由人類學觀點探索饒舌歌手Tupac的魅力所在的稚嫩靈魂，也再度被喚起。

這段時間還有許多學術活動與計畫，不斷地在挑動我重返嘻哈音樂的田野中。首先，幾位研究生找上我擔任嘻哈主題論文的口試委員，已完成的包括台大城鄉所林偉的《「嘻哈」帝國的新國際分工與在地回應——以基隆市嘻哈文化推廣協會為例》(2017)、淡江英文莫康笙的《嘻哈的創意組裝：以德勒茲和瓜塔里閱讀《嘻哈星球筆記》、《漢密爾頓》、和《解碼》》(2017)、師大環教所林程中的《中文饒舌音樂進行環境教育的潛力研究—以推敲可能性模型分析臺灣饒舌樂迷對於環保相關饒舌歌曲的涉入情形》(2018)。三位研究生本身也都是饒舌歌手，其中一個甚至還是我的團員。另外方面，我也因為Made in Taiwan: Studies in Popular Music（2019）論文集的書寫計畫結識了一群充滿熱忱的台灣流行音樂研究學者，並貢獻了一篇討論台灣「學院派」饒舌歌手的章節。2020年，當我已訂好機票準備重返斐濟之時，全球疫情的侵襲中斷了這個重逢的機會，也讓我開始認真思考發展在台灣的研究題目。在博士班期間多年的缺席下，台灣嘻哈文化此刻對我而言反而不再那麼熟悉，卻也多了幾分「民族誌驚喜」。在大學畢業時是太平洋救贖了我的嘻哈研究倦怠，現在則是角色互換。我於是提了探究台灣嘻哈音樂還未被人討論過的前身:70、80年代迪斯可音樂風潮的研究計畫，執行至今。

現在回頭來看，是什麼樣的關懷帶動著我在嘻哈和太平洋田野之間的擺動?我自己的人生歷程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線索，但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共同性是我終於明瞭的。嘻哈令我著迷的地方在於一個從70年代紐約都市邊緣空間興起的文化形式，如何透過特定的音樂節奏、科技、身體技藝，將來自非裔、加勒比海裔、拉丁美洲、亞洲的元素混雜起來，成為有意義的動態符號體系，一方面挑戰著主流意識形態，但又能與之形成意外合作關係。而來到全球不同的角落之後，例如台灣，這些元素又再次重新組裝，與在地的價值和想望（特別是年輕人與邊緣群體的）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我在太平洋島嶼觀察並親身體驗到的情形，島嶼透過海洋的路徑，從史前一直到殖民、後殖民的歷史中，不斷在吸納新的事物與想法，在既定的傳統框架中進行調整、重組或排除，產生多重的樣貌，包括我現在同樣在關注的「南島連結」就是如此。

如今，我也可以像Don Kulick一樣解釋自己看似差異性極大的題目之間的核心關懷：無論是嘻哈歌手或是太平洋島民，他們都是富有創意的混音專家（remixer），而這不就是人類學感興趣的那種不受拘束的生命形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