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挑戰、突破自己的舒適圈

滿田彌生｜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回頭看我的研究路程，讀碩士班跟博士班時的研究真的差非常多。我在日本念的是「區域研究」，而且我選的是日本地區，以清酒的研究為主題。因此，在碩士班期間，我很少讀英文文獻，即使是在人類學相關的課堂中，由於比較經典的民族誌都有日譯本的關係，老師也沒有特別要求讀原文。到了臺灣之後，本來以為練好中文就可以讀博士班了，沒想到每周都要讀那麼多英文人類學理論的文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我迷上的是Malinowski的『南海舡人』（雖然我讀的是日語本）。我深深愛上了Malinowski細膩的描寫和似乎完美的功能主義框架。回想起來，我在日本做過的田野調查是在日本的農村和酒廠裡，訪談的對象大部份都是日本清酒師傅，他們並不太像人類學說的「他者」，也不是「異文化」。想像著是否我也想要像Malinowski那樣住進一個語言不太通的村落裡，體驗真正「他者」的生活，也幻想自己或許可以發現厲害的人類學理論？

隨後，我將日月潭的邵族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和我期待的一樣，住進「部落」（雖然那裏其實沒有那麼「部落」），並遇到了語言上的困難（因為當地最通的語言是閩南話），觀察到充沛的「異文化」。然而，我沒有發現偉大的人類學理論，但成功地完成了博士班學業。

疫情與學術挑戰

在博士班畢業後，經過好幾年兼任老師的經驗，我在2018年回到日本教書。但是，自從疫情爆發之後，我沒有辦法回臺灣了。那兩年，我感覺自己逐漸脫離了田野地，在當地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我都沒辦法參與，或甚至根本不知道，事後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這讓我感到焦慮和難過。因此，我決定回臺灣找工作。幸好，臺東大學有南島文化研究的博士班職缺，我得以在此工作。

在臺灣，我經歷了與許多同行一樣的事情：撰寫博士論文、博士後研究、參與數個研究計畫，並以兼任老師和專任老師的身分授課。在此過程中，我不斷挑戰自己，突破自己的舒適圈。從在日本讀大學和碩士班以來，我一直關注當地文化和生活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係。因此，如殖民主義理論、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或日治時期的文化變遷等，對我而言，都是比較容易掌握的理論或議題。然而，對於偏向感性或抽象的議題，我則沒有太大的興趣。例如，我認為自己完全沒有信仰，對宗教人類學的議題沒興趣，覺得無法抓到那感性的層面；又如詮釋人類學和語言人類學等較抽象的理論，我在讀博士班的時候覺得好難，感覺不是我能應付的領域。

然而，在邵族部落做田野的時候，傳統信仰對於自我文化認同和政府認定非常重要，其中巫師扮演的角色越來越被重視。因此，我開始參加中研院民族所的巫師研究群，並深入研究宗教領域。同時，邵語被UNESCO認定是「極度瀕危的」語言，臺灣政府也開始積極搶救這些瀕危語言。對於這個議題，我覺得不能忽略，因此又開始投入這些我本來認為自己不上手的領域。不過，或許因為我接觸過邵族實際案例的關係，發現沒有以前想像得那麼難以理解，而且都是與我感興趣的政治超級有關聯，後來這些漸漸地變成我最熟悉甚至是最喜歡談論的領域。

方法論的課教我的事

自從到臺東大學任教以來，我開始教授以往未曾教過的課程。對我而言，最大的挑戰便是這學期在開的「方法論」。在我讀清大人類所時，碩博士班的學生們幾乎都是同班上課的。但是，本系的課程規劃是碩士班和博士班分開授課。這學期的「方法論」課是針對博士生而設的必修課程。然而，剛好這學期修課的博士班學生都是本科系出身，在碩士班時已上過田野調查方法論的課程，且有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這讓我想起一個問題：他們還需要什麼樣的方法論呢？

因此我開始思考該如何設計適當的方法論課程。與我當年學習時相比，現在田野調查的種類已經更加多樣化。例如，這幾年的疫情相關問題使得田野調查無法像以往那樣進行。在無法進入田野地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完成博士論文或研究呢?能否透過視訊訪談來收集所需要資料？我們如何與當地人建立信任關係?雖然我們的生活似乎已經從疫情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但專家都在預言疫情大流行很有可能會再次發生。因此這次的經驗絕對不能被視為「已經過去的事情」。

除了以上疫情的議題，近年來網路空間的研究也成為重要議題。在這個領域中，網路空間或網路社群即是田野調查的「地」。此種研究面臨的挑戰跟傳統的田野調查完全不同。學生對於網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相當感興趣，並期待未來萬一在遇到疫情或戰爭等田野調查的危機時，有更多的研究方法選擇。

在方法論的課堂上，性別議題是我們另一個關注的重點。我們知道，研究者的生理性別常常限制研究的方法或能進入的場域。然而，關於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的「性」問題，往往被忽略或不願意討論。在課堂上，我提供了在田野調查中遭遇性暴力的女性研究者（這些人幾乎都是在碩博士論文的田野中遭遇）的文獻，並與同學一起討論「田野地是否真的安全?」的問題。儘管當代人類學界經常討論研究者與田野當地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和倫理問題，但有關研究者的「性」的問題（不管是暴力或研究者的性自主）仍然有點taboo，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

另外一個例子也與田野調查和性別的議題相關，我最近對在方法論課堂上到的文獻作者Margery Wolf深感著迷。雖然我早在很久以前讀過她著名的著作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mily（1968），但當時讀的是日譯本，僅僅對書中的情節故事感到好看而已。此次我向同學介紹的是她的另一本著作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1992），那本書以三種不同書寫文類（小說、田野筆記和期刊論文）描述同一個事件。除了這種獨特的寫作方法，打開我的眼界之外，我也非常欣賞Wolf流暢而美妙的文筆。現在，Wolf的文章已經成為我追求的榜樣，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寫出讓讀者沉浸其中的文章，無論是以日文、中文或英文寫作。

跨領域的學術探索

去年，我到臺東之後，接受了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委託的研究計畫，開始整理日本籍收藏家岩佐嘉親先生所捐贈的民族文物資料。岩佐先生長期致力於南太平洋地區的研究，並蒐集大量相關文物，在因緣際會下，最終將全數收藏品捐贈給史前館。對我而言，博物館學及南太平洋研究並非我最熟悉的範圍，因此這項研究計畫對我而言又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很巧合的是，這學期東大的南島文化中心與關島大學合作，而我即將帶領碩博士班的學生前往關島，參與策展關島博物館的「南島國際藝術展覽」。和上述宗教和語言人類學一樣，博物館學並不是我原本特別熟悉或感興趣的領域。但透過這次合作計畫，我發現自己從文物本身（有時候不是重要的「藝術品」，而是觀光勝地商店販售的紀念品），以及收藏家留下的田野日記、信件和散文等資料，重新尋找出可以重建收藏者當時的脈絡和故事的痕跡，同時享受這個充滿樂趣的過程。儘管岩佐先生是一位民間文化工作者，但他進行了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而且他的寫作充滿了對南太平洋地區的人、語言和文化的熱情。

近年來，我一直在從事教學工作，備課重擔讓人感到有些疲憊，有時甚至忘記了人類學多麼有趣。幸運的是，我有機會能夠嘗試一些原本不熟悉的研究領域，也被岩佐先生的熱情感染，喚起重新開拓新的田野興趣的動力。我希望繼續跨領域，挑戰自己，並保持對人類學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