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追憶黃應貴先生

林開世 |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我和黃應貴先生結識要回到1977年我在大學部的時候，那時我剛轉系進入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對人類學知識充滿了憧憬，每兩三個禮拜都會搭公車到還是很鄉下的南港中研院民族所聽周一演講。那時民族所的同仁聽演講時的討論與評論真的是砲火十足，我印象中常發言的有施振民、許嘉明、徐正光、陳其南和黃應貴等等幾位先生。雖然作為大學部的學生，我演講常聽得似懂非懂，但是總覺得很過癮。去了幾次以後，當時還是資淺助理研究員的黃先生，就時常在演講後，留我們一些同學下來詢問演講後的感想，並且向我們解釋演講後幾位老師們的評論或意見的用意，讓我獲益良多。

黃先生一直很留意年輕一輩的學生的動靜，不時找機會誘導同學進入學術社群，這點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也是在那時我聽說了他有一個未來十年的讀書計畫，每個禮拜要固定閱讀一本英文民族誌，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一個長期的安排。這把我這種毫無紀律、任性隨興讀書的人完全驚呆了!

雖然我明顯和他是不同性格的人，感興趣的問題也差別很大。但是此後他一直和我保持聯絡，也一直鼓勵我繼續從事學術工作。

1999年我來到中研院民族所服務，研究室就在7樓他的隔壁，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的日常作息，也常在下班回家時，在他的研究室門口和他寒暄幾句。那時他在台大與清華嚴厲的教學已經變成學生之間的傳說，我也開始和他的一些學生與助理熟識。依照那些年來的觀察，我想在此證實人類學界那些有關他的恐怖傳說都是真的。

在那段時間，黃先生每天早上九點前準時進入研究室，開始坐在書桌前讀書，一直到中午12點多，走路或騎腳踏車回家吃中飯並稍作休息，一點半回研究室繼續念書到下午六點多。再度返家用餐，飯後應當是休息打個盹或看日劇，然後八點鐘回到研究室繼續看書到半夜一點。一星期中只有星期天休息，其餘六天一成不變。除台大或清大兼課的時間，這樣的日子數十年如一日。中間當然有因為擔任所長行政工作，需要撥時間下樓到所長室處理公事，也有一段時間身體出了問題，只能待到半夜12點。但基本上，這就是他數十年來的日常。你可以想像，這樣的鄰居會帶給我這種後輩多大的心理壓力，要不是我的神經大條，應該早已精神耗弱。

至於黃先生的教學，因為我從來沒有上過他的課，只能從他的學生那裏間接聽到他的行事風格。可以確定的幾件事是，他每周會指定一堆不可能讀完的文本，挑戰你的極限，而不論你念完或念不完，你都得面對他隨堂的提問；對那些不認真的學生他往往毫不講情面，如果上課當日的學生普遍沒有好好地讀完當周的讀物，他會毫不客氣地將所有人趕回家。課堂上當他問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沒有學生回答，他就會停在那裡，沉默地等，一直等等等，直到有人膽怯的回答，對修課學生來說壓力超大。

課程最精采的部分往往是在每周上課最後一堂，他會對快速的摘要文本，並對作品提出一套系統清晰的見解，將作者的理論立場定位，並做批判性的總結。他有很多見解是如此的特別，常常讓你懷疑我們是不是讀到同一本書。上過他的課的同學，都知道這是一堂密集、壓力、難以喘息，一板一眼、毫無妥協餘地的重課。也因為是這樣，每個修過課的同學都會難以忘懷。雖然，我們聽說，後來幾年在清大、台大開課時，他突然變得比以前慈祥和藹，上課風格更為放鬆，還時常誇讚同學，又開始大談起日劇、小說與漫畫，這讓他早期的學生都覺得不可思議。

黃先生的學術立場，從早期以社會人類學的社會結構為基礎的整體論框架，走向受到Marcel Mauss的整體社會事實概念影響的文化分類範疇，試圖在理論上結合在地的文化概念與物質論的結構範疇，給1990年代台灣人類學界帶來一股研究上的活力。然而他在這時期的理論探試，要到2012年出版的《「文明」之路》，布農研究的三部曲才得到比較完整的發展。我個人認為這套書是黃先生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台灣人類學的里程碑。我還記得他在構思撰寫這本書的時候，真的是嘔心瀝血，每天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斟酌要如何下筆，吃飯走路睡覺可能連作夢都在想，那種專注讓他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中，結果在某天騎腳踏車上班途中意外跌倒受傷。師母還為此扣住他的腳踏車，只准他走路上班，不可以再騎車。

2000年新世紀的開始，黃先生的學術關懷開始朝向當代的資本主義的擴張與轉換，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對台灣社會文化的衝擊與滲透，他為這個複雜而多面的現象，規劃了「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十年的講論會與叢書計畫，從家、宗教、地方社會、經濟、政治、族群、社會運動，到自我、性別與美感。一年一本論文集，找來不同學科與不同立場的學者共同來思索我們的當代與未來。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許多人可能都在不同的時間與場合，被他號召、邀請、逼迫，參與了這個野心勃勃、仍在探索中的知識計畫。遺憾的是，黃先生未能完成這個宏願，第九單元「性別、世代與年齡」的導論寫到一半，第十單元「意象、文化形式與美學」則還未進入審查。雖然沒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我相信他的學生與朋友將會試著彌補這個缺憾。

我最後一次有機會和黃先生長聊，是在去年年初在清華大學聽完第十單元有關美學的一場講論會後，吃完便當後他搭我的便車回南港。在路途中，他一直勸我也寫一篇相關的文章加入這個單元，但是我頗為抗拒。我同意這個主題是重要的問題，但是畢竟這是個還不夠成熟的課題，台灣的學術界也沒有累積足夠的經驗個案來產生比較好的作品，對他這樣急著推動這麼困難的主題，有所保留。但是黃先生不為所動，他同意也許時機還沒成熟，但是不推動就不會有人去思考，而新的時代不會等我們，開放性地讓各種不同的嘗試都進來共鳴，讓這些多樣性一起共舞本身也許就是最好的方式。從他的語氣中，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著急與無奈，雖然仍抱有積極與豁達的態度，但難掩一絲寂寞。

到了南港時，天已黑又下著雨，目送著他開車門、頂著雨傘，單薄的身軀走入濕冷的黑暗中，我心中湧起的那段惆悵的詩句「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心頭感慨愧疚不已。

黃先生一輩子都奉獻給學術，學術就是他的生命。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比他更純粹的學者。為了這個文章千古事，他有嚴厲頑固的一面，也有枯燥不近人情的時刻，為此他常給周圍的人帶來各種壓力與氣惱，也招致不少的批評與不滿。然而他一直都相信，他追求的是更長久、更有價值的生命，貢獻於那個由前輩先驅者所積累出來的集體智慧。堅持這樣的理念，我相信他會同意我引用杜甫的詩句，來回應那些時時對他發出干擾與耳語的人：「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我期待黃先生的作品與行事的傳說，會比我們這些有限的身軀，更有機會被後人長久地記得與研讀。

感謝你！黃先生！你選擇了一條辛苦的道路，而且堅持著走到最後，成就了一位學者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