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文化之間的體會領悟；開疆闢土之後的雲淡風輕

林靖修｜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教授；陳怡方｜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業產業學系教授

1、人類學的學與教四十六年

就差那麼一點，臺灣土地上培育出來的是一位心理學家或資訊工程師吳天泰，而兩度狹路相逢意外被兩位老師挽回心意，成就了一位人類學家。就讀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大二升大三時本想轉到心理學系，陳奇祿先生鼓勵天泰老師先弄懂人類學再考慮轉系，而大學畢業原本準備出國念電腦相關科系，只因為李亦園先生一句「擔心人類學後繼無人」，並提到如果她出國打算念人類學就會幫忙寫推薦信。 

深受師長盛情感動的天泰老師改變了出國志向，從此留在人類學界。「感謝自己念了人類學，雖然沒能賺很多錢，但是人生很豐足，」天泰老師說。儘管大學全班最後只剩下兩個人拿到博士學位成為人類學專業工作者，天泰老師感覺到自己接住了老師們傳承的志業，更體會到專業人類學家的確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天泰老師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學士班與碩士班總共就讀了六年，1983年畢業後就到美國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OSU）以七年的時間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歸國後，她先到花蓮師院任教五年，繼而參與籌設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並在該院任教至退休。 

天泰老師人生中第一次的田野調查是大三的文化田野課程，當時授課老師帶著全班同學到花蓮豐濱的阿美族部落。在那個和族人同歡的晚會上，天泰老師赫然發現另一個自己。當時有一位部落的國中女孩擔任學生們的翻譯，天泰為了讓這位女孩能融入和大家同歡，竟一改平時害羞內向的個性，變得相當主動。她覺得大概是田野讓她從漢文化的拘謹束縛中解放，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讓她感到自己變得活潑且開心。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Female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主要比較美、日、臺大學女教授生活經驗；這開啟了她學術生涯中性別研究的階段。 

2、東臺灣第一所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從美國回到臺灣之後，1990年天泰老師進入花蓮師院（以下簡稱花師）任教，當時排灣族立委林天生倡議應成立山胞教育研究中心，繼而於全臺五所師院設立，花師即是其中之一。[2]天泰老師創立了花師的山胞教育研究中心（今花師教育學院原住民教育中心）並擔任第一任主任。該中心執行的研究計畫包含原住民婦女教育需求、泰雅兒童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其中，泰雅兒童教育的計畫試圖打破一般社會大眾的觀念，即，認為原住民婦女（家長）不重視教育。然而，經由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同樣重視教育，只是不同於漢人家長的方式。某次天泰老師到布農族國小進行訪視過程中，部落家長的一席話（如本節開頭引文）讓在場所有委員啞口無言，因為這位家長清楚指出問題的核心是原住民欠缺平等的教育機會。

當時關於原住民族教育的報告內容經常出現「原住民學生的數學成績不好，是因為他們缺少抽象思考的能力」這類描述，但天泰老師不認同此種過度推論的觀點，她認為缺少教育平等的機會才是原因，而教育工作者必須從源頭看見教師與師資結構的問題。

後續在中心執行的計畫還包括原住民師生族籍調查、學校訪視工作等，也因此讓天泰獲得十大傑出女青年的肯定。[3]然而，在此過程中她卻也意識到，人類學家畢竟不擅長教育領域的工作（像是撰寫教案等）。此時，人類學家喬健邀請天泰老師前往剛成立的國立東華大學，建立臺灣第一個以族群為名的學術單位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族群所）。

3、人類學與原住民族教育在東臺灣的機構化與持續發展

1995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喬健教授受邀擔任東華大學族群所的創所所長，天泰老師也在創所教師群之列。[4]她與喬健教授的淵源，是從閱讀《飄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一書開始，那讓天泰老師對於田野有了想像。憶起喬健教授，天泰老師總是記得他們一起帶學生進行田野課程時，他在田野中發亮的眼睛、神采奕奕且充滿活力的模樣。 

1997年12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與東華大學完成簽約儀式，正式成立原住民民族學苑籌備處，由喬健擔任主任，天泰老師擔任副主任，同時積極籌設民族學院。[5]

天泰老師在花蓮規劃設立四個機構，包含花師階段的山胞教育研究中心與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6]以及東華階段的原住民民族學院與民族文化學系。當時人類學家友人笑稱天泰老師傻傻地做了這些事，她認為除了因緣際會之外，同時心中也深感在從事多年的研究工作之後，缺少一個正式機構來發揮整體的成效，而這必須藉由體制的建立。因此在1998至1999年間，團隊接受了原民會的委託，進行「民族學苑的規劃」與「民族學院規劃研究」兩個計畫，並分別完成《原住民教育體制的發展：民族學苑的規劃》（1998年5月）以及《民族學院規畫研究暨設立發展計畫》（1999年6月）兩份報告書。

「民族學苑」的概念是作為體制外原住民終身教育的聯繫網路，因此必須設在原住民聚居的地方，以便就近學習。此一學苑的定位是在現有資源上加強協調與統整，具有中介與支援的角色。但這並不是去創造一個新的組織，而是讓既有組織中不同單位間彼此有更好的聯繫，使其功能有更好的發揮。[7]目標是以原住民為主體，符合原住民教育與文化的需求，致力於原住民文化教育的傳承與發展，以及推動多元文化教育。

事實上，民族學苑是銜接正式教育之後的非正式學習管道，兼具文化復振與社會重建的任務，是放置在原住民教育體系下的思考，擔負原住民文化基礎研究與推廣教育的責任，藉由文化基礎工程的建立與各類初級研究人才與種子人才的培訓，期許將原住民文化教育往社區紮根，帶動社群的凝聚與發展。[8] 

「民族學院」是在體制內進行原住民民族教育。透過民族幼稚園、民族中小學、至民族學院與民族大學，發展一貫的教育體制。[9]根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鼓勵大專校院設立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並得編列預算酌予補助」。[10]民族學院是在學制內確立與發展原住民教育與原住民民族教育，它是學術的、菁英的、它的學制地位對原住民而言具有「正名」的象徵意義，比學制外的民族學苑更能突顯原住民主體性與多元文化意涵。[11]原民院的科系規劃，也反映與確立原住民作為主體，文化、語言、發展是三個主軸方向，對應了民族文化、語言傳播、民族事務發展三個科系，強調不是只有現代知識的傳遞。國立東華大學原民院的申設計畫書由籌備處於2000年提出，[12]天泰老師負責民族文化系的規劃並擔任第一任主任。

更重要的是，這不只是民族的學院，更是民族學的院，前者保障原住民教育權，後者則落實多元文化。當時落實多元文化乃是當務之急，因為原住民地位的全面提升與確保，迫切需要社會整體對異文化的瞭解與尊重，這是觀念的革新，而非技術的賦予。同時培育原住民各方面的人才，改善原住民在漢人主流社會中所面臨的處境，改變社會對原住民的態度。並加強原住民文化研究保存與傳承，將原住民教育的主導權重新回歸到原住民手上，使原住民對於自己的教育具有自主權。原、漢學生共同學習與研究，更能讓民族學院保持開放性，讓不同的社會價值觀相互交流。[13]規劃原民院的經驗，也成為往後國內其他新機構成立時借鏡的對象。[14]而新設立的機構中其他學科的學者會借重人類學家的經驗。

從90年代末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期投入學術行政工作，讓學術研究轉化成研究和教學機構，並在東臺灣深根茁壯，天泰老師在此期間的學術行政貢獻對於臺灣人類學和原住民研究的發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1995年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成立，當時她就是系上的老師，並在2000年第一任所長喬健教授退任之後，接續所長的職務。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成立十週年之後，她於2011年起接下學院院長一職至2014年卸任。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的成立讓東臺灣出現能夠聚集許多人類學者的高等教育機構，也為人類學研究在花東地區扎根與擴散奠立基礎。這不但讓許多花東子弟接觸人類學，也讓關注花東地區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題的人類學研究，百花齊放。此外，原住民族學院提供原住民學生有更接近自身文化氛圍的高等教育環境，創造教育機會，進而培育能夠承擔族人未來發展的優秀專業人才。原住民族學院的建置提供許多原住民族學者和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學者能夠貢獻所長的機會，成為東臺灣乃至於全國原住民族發展的學術重鎮，引領社會實踐的火車頭。在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前，跟人類學研究相關的學術機構集中在西部和北部；而原住民族學院是第一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高等教育機構。天泰老師對於臺灣人類學、原住民族研究和東臺灣研究的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4、向部落學習

大三那年進入阿美族部落的田野學習，天泰老師認知到部落族人對於這一群外來者是有所期待的（如協助改善部落中的橋樑、路燈），但人類學家不一定能夠（或往往無法）滿足人們的期待。其次，在這個時候，部落裡的長輩往往被認為不識字。然而，往後的經驗讓天泰推翻了這個想法。後來的阿美族部落田野過程，所有人都認為天泰一定要去拜訪一對90幾歲的夫妻，到了這戶人家的門口，夫妻的兒子來開門，開口第一句話問的便是：「你會不會說阿美語？」應答者說不會，於是門就關上了。後來再嘗試溝通，天泰老師表示自己會說日文應能與長者直接對話，於是門再度打開，老先生與妻子以日文與天泰溝通與講述，記憶非常清晰，且不同於文獻的內容，能以當事者的角度看待七腳川事件。這些懂得日文的長者絕非不識字，他們懂得日文。

某次天泰老師帶學生到部落上課，邀請阿美族老人家到課堂來演講。這位長輩先出問題考天泰：阿美族是怎麼來的？幸好天泰通過考驗，演講才有辦法繼續。後來，天泰老師詢問長輩有關阿美族美學的相關知識，長輩回答，「我不知道能不能告訴你，要先問祖先」，就到後面小房間去請示。後來得到的回覆是可以，卻也讓天泰意識到，原住民族人沒有一定要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尤其是神聖知識。往後的教學也經常提醒學生，部落的知識是族人的智慧財產，不得任意上傳流通、據為己有。

又有一次天泰老師與研究團隊中另一位老師一同拜訪長者，該名老師向長者詢問問題，長者回答「我不知道」，這位老師再試著以不同方式詢問，一連三次長者的回答都是一樣的。這讓天泰老師意識到彼此誠信關係的重要性，當族人覺得不舒服時，當然沒有必要回答研究者的問題。長者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連小學都沒畢業，為什麼你一個大學教授要來問我？」天泰老師回答説她不懂族語。長者又回應，「這是我爸爸教我的……。」這次的經驗讓天泰老師往後致力培養原住民族學生自己來書寫有關在地主題的論文；為部落培養人才就成為她對自我的期許。

曾經，當部落村長跟天泰老師表達，做大羽冠這件事情對於部落很重要。天泰老師當時心想，大羽冠也就是帽子，為什麼重要？經過多次互動後，她終於了解大羽冠絕對不只是帽子而已，它的色彩、材料等，在在都充滿文化意義。因此我們必須靜下心來向部落學習，有關文化的諸多面向與深刻內涵。當時得出這番體悟的她早已是資深的人類學教學工作者。

5、人類學進行式：生活中的體驗，一輩子的田野和樂趣

天泰老師憶起學生時代所謂研究倫理，或如何與田野中的人們建立誠信關係的步驟，是沒有人教授的。當時的守則就是「不讓任何人因為我們的研究而受到傷害」，而這在研究倫理更加形式化的當前看來，看似很脆弱，卻又堅實，在如此微妙的人際互動中彼此互相尊重與學習，人類學者應堅守彼此的誠信關係，以高標準來衡量自己。天泰老師認為，田野本身正在改變。過去，田野中的人們不太在意人類學是什麼，而是在意人們要來到這裡做什麼。後來，人類學家能夠給予研究對象的回饋，絕不只是報導費用，更是達成對方也認同的研究目標。更重要的是，在協力的過程中，協助族人為自己的文化發聲。 

將田野與研究轉化為書寫、發表、出版，對天泰老師而言是學者的責任，而且必須把研究對象交付給我們的資料，透過出版讓學術延續下去。天泰老師永遠記得當年在做臺日文化交流研究時，在臺北與一位日本太太初次見面，對方竟準備好所有的資料交付天泰，並說「只要你能促進我們的福祉……」。時時謹記學者的責任，她退休前學術生涯的最後十年未曾中止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至今她仍日日做研究並產生知識，不只是學院論辯的知識，更有可以化為可以應用的常識，對人們有所裨益。因此，天泰老師退休後的一場演講是在花蓮的某國小舉行，對象是全校教師，她期待老師們透過演講內容所獲得的想法與概念，終有一天終可以運用於教育場域。她深信，即使不是專業人類學家，人們也可以享受田野研究的甘與苦，以及窺見人類學家對跨文化的興趣與敏感度之於現世環境的意義。

參考書目

吳天泰

2001  由民族學苑到民族學院：一個行動人類學的研究。刊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喬健等主編，頁473-507。高雄市：麗文文化。

國立東華大學

1998  《原住民教育體制的發展：民族學苑的規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未出版）

1999  《民族學院規畫研究暨設立發展計畫》。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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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 本文內容主要來自於吳天泰老師專題演講「我的人類學生涯與田野經驗」，2023年12月22日於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課程「藝術文化資產與田野」，以及天泰老師對於全文的潤飾修改，特此致謝。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2] 教育部於1988年成立山胞教育委員會，1989年進行山胞教育專題研究計畫。

[3] 1994年，第15屆教育類。

[4] 當時喬健邀請吳天泰、余德慧、顧瑜君等四人共同參與成立族群所。

[5] 引自吳天泰（2001）〈由民族學苑到民族學院：一個行動人類學的研究〉，刊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喬健等主編），頁473-507。

[6] 當時天泰任教於花師，由她負責草擬多元所的規劃書，1995年前往東華任教。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建立於1996年8月。

[7] 引自《原住民教育體制的發展：民族學苑的規劃》（1998年5月），頁298。

[8] 引自吳天泰（2001）〈由民族學苑到民族學院：一個行動人類學的研究〉，刊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喬健等主編），頁473-507。

[9] 引自吳天泰（2001）〈由民族學苑到民族學院：一個行動人類學的研究〉，刊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喬健等主編），頁473-507。

[10] 引自《民族學院規畫研究暨設立發展計畫》（1999年6月），頁1。原文中法條為第17條，本文對應最新修改條文（2021年1月20日修正）為第24條。

[11] 引自《民族學院規畫研究暨設立發展計畫》（1999年6月），頁1。

[12] 系所規劃書的分工，由童春發負責民族語言與傳播系，高德義負責民族發展所。

[13] 引自《民族學院規畫研究暨設立發展計畫》（1999年6月），頁15、頁65、頁102-103。

[14] 例如客家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