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烏斯帶上的相遇——我的人類學時光之旅

吳易澄｜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主任暨主治醫師、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助理教授

一本書頁上的贈言，引我走入人生的記憶摺頁中。這是個打包了二十年的回憶。往前回溯前半生，從不同的時空切入，似乎都找的到靈光乍現的片刻，照見人類學學習之路的痕跡。又好似科幻小說《妳一生的預言》那樣，與人類學的相遇，在每一個時空節點上看，似是一場能預知未來，又其實是回到過去的終極循環。首先將時空切換到即將結束博士班修業那年，我的精神分析師問我：「為什麼不想回去？」我回答說，「也許我來到的是一個最親近，卻也是最遙遠的地方。」

那時我每週搭學生價一英鎊的公車從杜倫出發跨越泰恩河，在新堡的治療室裡追溯大半人生的星塵往事。如果把人生調頭二十多年，當我還是大一新生時，從來沒想過人類學會成為自己的興趣與志業。

台諺有云，第一賣冰，第二做醫生。父親作為戰後嬰兒潮世代，承襲了祖母在日治時期受訓成為專業產婆的現代性實踐，也選擇了冷門的精神科。但治療師問我為何也要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我卻不認為這只是一種傳承。有時我也會想，要是當年父親有治療師的話，他會承認那是種叛逆嗎？

Tanya Luhrmann那本《兩種心靈》似乎也成為自己的生涯註解。以前以為精神醫療的實踐就是要能有一個能花好多時間聆聽病患的治療室，但現實中的體制讓看病變成為一種處方快餐。其實，精神科已經是一種最不像醫生的選擇了。大概是對病人（與自己）的虧欠使得自己走上人類學之途；一來是，機械化的看診過程使得醫療丟失了深入人心的技術，再者，也許是對解放醫學知識的渴望。但這些說起來好像都有點後見之明，也許還需要把時間往前挪移，才能看見一點自己不安於室的軌跡。

自我認同的洗刷與重建

時間是在一九九九年，我站在總統的競選舞台上擔任護衛隊的一員。記得有一天在台中，晚會在總統候選人大進場後的高潮後結束，一位夥伴得知台中本土文化書局的老闆過世的消息。汽笛喇叭震天嘎響，我還記得夥伴凝視星空的樣子。那是種巨大的、震撼的沉默。那時的我，受到台灣國族情懷的啟蒙，民主自由與獨立成為每天追索的關鍵字。大學那幾年，還認識了幾位一邊看病一邊寫詩的前輩，他們將他們的民族情懷寫入詩句裡，而我也一度將文學創作當作是人生的另一個實踐。

把候選人送進總統府後，許多人也以為台灣終於出頭天了。沒有想到的是，台灣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真的變天。九二一地震更把許多問題震了出來。許多盤根錯節的階級、文化、政治問題仍糾結著，過往從沒有思索過的性別議題、環境議題也一一浮現。沒有了與國民黨鎮暴警察的對抗，左派青年仍在許多角落集結與衝撞。徬徨少年時，人生一半社團，一半街頭。跟人衝選舉、上街頭，所有的吶喊其實是一種自我認同的洗刷與重建。即使每天嘗試寫詩，卻總是覺得光是文學根本是不夠的。回望剛跨越千禧之年的台灣社會，政黨輪替只不過給民主化帶來小小的錯覺。政治上有點改變化，但知識卻沒有民主化。在社運界曾有一句話叫做「位能轉動能」，但我卻對醫師的身分地位感到不安。

早些年把醫學人文掛在嘴邊，卻漸漸對那些以某種輝格史觀的書寫下所呈現的醫界典範感到厭倦。倒是那個以「詩社」為名的社團還有點意思，走過野百合學運的學長姐們帶領著社員四處走訪，例如去七股海岸，又比如到工運現場。後來阿富汗戰爭爆發，社團組起了拉丁美洲文學的讀書會；聶魯達的諾貝爾獎感言至今令人動容，他提及自己逃亡的那段歲月，與許多微小的生命交會，並說，「最好的詩人，就是給我們日常麵包的人。」

災難作為知識轉折的起點

台灣在近二十多年來的兩次的災難，可以說是自己知識上的「預知轉向紀事」，即使當時對人類學仍是極為陌生的。一次是九二一地震跟著大學團契醫療團上山，第一餐竟是在部落吃喜酒，沒幫到什麼忙，反而先飽足一餐。再一次，是隔了約十年後的莫拉克風災，那時身為住院醫師，隨著主治醫師上山收案，想知道災難究竟對部落的人帶來什麼影響，誰知部落村民告訴我說：「我人生從沒有這麼快樂過，因為部落從來沒有這麼團結過。」那樣的回答是如此震撼，讓人驚覺自身的不足。如果把時空快轉至2012，發現後來進入部落參與節酒計畫時，面對的都是同一種所反省。後來我在田野工作中，在某個部落裡見證了族人在災後開始做麵包，突然覺得聶魯達的得獎感言說的都是真的。

2010年，我利用結束住院醫師訓練前的假期，飛往倫敦在國王學院參與世界精神健康的短期課程，發現原來思索災難與精神健康，不光只是醫師、流行病學家的責任；口述歷史工作者，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也是重要的合作者，甚至是主導者。

隔年，我準備離開高雄，也參加了中研院民族所舉辦的人類學營，那年主題剛好是「從災難中看見族群」，有種宛如精神分析學家榮格所言「共時性」的巧合。來到新竹後，因為臨危授命參與醫院在部落開設的節酒班行動，卻也對這樣的介入感到困惑，我於是報考了清華大學的碩士班，正式開始人類學的學習，並且開始半工半讀的日子。

讀碩士班那幾年，台灣社會也經歷了許多的震撼。媒體壟斷與土地正義的議題甚囂塵上，社會運動也面臨了另一波的高峰。有個觀察是，以往或許在社會參與中較傾向冷靜節制的人類學界師生，也開始出現在聯署名單與街頭上。太陽花運動將學院參與社會的氛圍帶往一個高峰。而我另一腳跨足的精神醫學界，也破天荒地興起了倡議支持同性婚姻的運動。只不過，這些過程中也有些碰撞，例如精神障礙者的人權問題，也成為「覺青」們關切的重點。一場殺人事件引發了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歸屬的論辯，處在社運團體與醫療專業的夾縫之間，突然感受到兩邊的正義之詞都有其不及之處。

在「之間」的旅人

2016年開始了博士班的學習。出國讀書，彷彿是一場逃難，從那些正義之詞裡逃開，其實也是個隱遁學習的機會。或許身處在各種位置之間的夾縫裡，正是自己對人類學起心動念的緣由。所有的知識、信念、立場，都有著它們千絲萬縷相互織就的過程，因此難以去脈絡化地給予任何一種簡單的定義。記得一門公共衛生人類學的老師開場就說，“Slow research,　like　slow　food,　is　good　for　health”。這句話簡直給了我一劑強心針，畢竟身處在要求快速學術產出的醫界裡，人類學不但是一門陌生的學科，更也因為它的緩慢特性而難以被重視，但卻又如此不可或缺。正因人類學的緩慢、冷靜，甚至有種多愁善感的特質，使得它成為一種獨特的溝通與對話的中介。

曾在罹患癌症時，同時受惠於西非的巫術傳統與現代醫療的人類學家Paul　Stoller曾說：「人類學家總是處於各種事物之間正如已故的Clifford　Geertz所言，介於『那裡』與『這裡』之間，介於兩種或更多語言之間，介於兩種或更多文化與傳統之間，介於更多對現實的理解之間。

人類學家是『之間』的旅人。」一腳跨入人類學的旅程後，就更加看見醫學的視野的侷限。有人問我，該如何自在的在醫界裡容身，在臨床工作中保有人類學家的姿態？我心知肚明的是，這樣的身分轉換其實並沒有任何衝突，畢竟以身為度，人生無處不是田野。

這是個包裹了二十年時空的時光膠囊，記錄了這段跨學科學習的歷程，也是屬於自己的版本的「兩種心靈」。從醫學院到人類學，從碩士班到博士班，從臨床工作者到大學教師，一路都是自我批判與再造的過程。人生段落之間的裂隙裡，總是充滿了各種困頓與自我懷疑。說來並不誇張，人類學或許也成為靈光一般的救贖，在機械化的醫療工作與人生中現身，並使得在時空旅途中的每分每秒都有著神性的醒悟與洞見。但如果問我起點在哪裡，好像也找不到特定的源頭。彷彿是命定般的，起點與終點黏合在一起的莫比烏斯帶，看似走在兩個沒有交集的曲面上，卻註定了無限循環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