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社會實踐---我的 NGO 與記者生涯

黃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FB：島嶼無風帶。

轉彎遇見人類學

我之所以走向人類學，是由兩件大事所舖成的，一是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二是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這時我還在媒體，做著自己覺得不痛不癢的報導，而這兩個摧毀性的災難，便在這個時候推倒我從小就建立的新聞志向──作為一個剛出社會的菜鳥，只能看著這些宏大的畫面，自我質疑：「為什麼我還在這裡？」或問：「寫文章能改變什麼？」

那個時候，我對什麼都沒信心，什麼對我來說都值得懷疑。我會去想，如果能在現場做什麼有多好，但我也會想，社會科學幫到這個世界了嗎？為什麼所有的爭論都起於意識型態，這世界為何沒有和解的可能？（當然，台灣也處在一個炙烈的族群紛爭中）於是，我去唸了人類學，初初是想做醫學史，後來想進實驗室，離開醜惡的人類社會。然而，真的讀了人類所，發現自己對人充滿好奇，無法只是做著冷冰冰的實驗，才將方向調整到醫學人類學。我那時決定，要透過人類學這個學歷「漂白」，讓自己脫離媒體思考，甩開那些夸夸而談，我想要從事NGO工作，我要在第一線，在田野。

因此，比起認真研讀大師理論、搞懂人類學知識，或者寫論文，我反而花更多時間在當志工這件事上。寒暑假我會去上課，去偏鄉或發展中國家，去做些什麼，或者去旅行。我不是個聰明的人，剛讀研究所時，人類學的思考框架無法媒合進我那新聞與傳播理論砌成的腦子，但因為多次出走，從零開始碰觸田野，或者透過學習陌生語言來理解人類學的種種，才真的讓我將人類學視野與本質揉合進我的血肉裡，真正內化的開始。

有一次，和所上老師同學到印尼旅行。就像在書裡提到的那樣、就像每個人類系所學生一樣，會去印尼多半是受到⺠族誌的啟發，每個到印尼去的人類學學徒，都會想看鬥雞，也多半被Geertz激勵，那是什麼感覺呢？就是讓人頓悟到，如何融入田野，成為自己人的態度跟契機。剛學人類學，沒田野經驗的我們，什麼技巧都不懂，只是跟著用手抓飯，或者不排斥生病時去看巫醫，當地人做什麼我們也就跟著做，和他們一起吃飯睡覺談天說地抽煙打牌。有那麼一刻，我突然了解到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差別，也有那麼一瞬，我終於明白自己為什麼在這裡。我已經是一個不再質問自己，為什麼在這裡或不在那裡的人。因為，我體悟到，每個「這裡」都可以是「那裡」，每個所在都有價值和意義，都可以有他者之眼，也都應該讓自己不再是他者，而他者也能成為我們。

即使如此，從「這裡」到「那裡」，仍然有許多知識跳階的空間，等著有人能找到答案。像是，當我到許多單位、不同地區當志工，或者工作上所遇到的那些文化衝擊或信念衝突，當我看著自恃文明國家的人怎麼介入異文化，又如何高揚自己的價值觀與好意──當然，那是出於一種人的善意......，但在這些舉措當中，又時常充滿一種強加的壓力與自以為是──我卻不知該怎麼解決。

成為NGO國際志工

大概是研二時，曾獲得第六屆醫療奉獻獎的郭惠二教授，推薦我到馬拉威當志工。根據他的說法：「志工團需要有學人類學的。」當時醫療志工、國際志工風氣盛行，許多醫學生到了國外，卻常不知道自己能幹嘛，只是帶了些體驗回國。郭教授認為這樣不行。他總是嘆息，台灣太不把人類學當基礎學門了，所以NGO工作者沒人類學知識，外交也沒有，從來不知道要學習尊重理解他人文化，於是莽莽撞撞犯了很多錯。他希望我可以做些什麼。

但我一個才讀兩年人類學的菜鳥，去那裡能做什麼？其實除了簡單整理庫房以外，什麼都做不了。但正是因為整理了那間庫房，才讓我驚覺所謂的「慈善愛心」有多荒謬，那是一種不問他人需求，不管他人文化，只為了自己的良好感覺和節稅自利，對他人造成的問題負擔。

除此之外，台灣醫療團的醫師也常跟我們說，他們好像將一個小小的台灣城堡，搬到這塊土地上，過著和當地人沒什麼關係的生活，也實行些不太實際的醫療工作。他們很想改變，從最基本的，人人可接受的範圍，改變當地人的健康狀況。那時，醫療團團⻑說過，世界上大部分社會都是一階一階發展起來的，先埋了地線，才有無線，最後才是衛星，但非洲是個連地線這樣基礎建設都沒有的地方，卻已經迎接了衛星時代。所有的常識，到了非洲，都不是常識。

在非洲那一兩個月，我確實理解了團⻑的說法。像是我們以為先填飽自己肚子，有餘力再施予他人的概念，並不是他們的觀念，他們如果手上有東⻄會立刻分享給你，即使下一餐他們餓肚子。他們習慣了⻄方的sponsor，於是，便以為接受他人的好處是正當的，無法理解儲蓄、獨立是什麼意思？一開始我非常疑惑，懷疑自己的認知是否全該被推翻，但卻也在與他們生活後不久，相信或許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才是有問題的。

其他包含到印度、去藏區的經驗，在在挑戰我原本的框架。我赫然發現世界不是一個樣，而我們，或者人類學家所做的，就是試著去貼近這個世界，呈現其多樣性。因為承認且將多樣性擺在前頭，便不會主張一種過於絕對的價值。並強加這價值到他者身上。

重返媒體

然而，地球並非照著人類學規則運轉，社會也不是那樣運作。畢業後，我在幾個非營利組織工作，也得接受組織的信念與信仰，為了實踐且貫徹主張，才有各種遊說、行銷、社會運作、社會運動等手段，或者進行社會溝通。然而，那中間常出現無法妥協的本位主義，或者政治正確的主張，或價值判斷。例如，女權主義者會認為伊斯蘭教女性戴頭巾，是失去主體性的，他們被剝奪了美麗的權利，但伊斯蘭女性會告訴你，她每天花不少時間挑適合搭配的頭巾，做出最美的裝扮，你憑什麼說她戴了頭巾就不打扮？像這樣的例子，人類學學徒都能理解，也不會先進行價值判斷，但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不是這樣，對擁有強烈主張的倡議者也不是這樣。又例如，獵人打獵是他們的文化，為了維護原住⺠打獵的權益，便需要和生態保護者進行溝通交流或協商，但常常，這兩方都沒有各退一步的打算。

有那麼幾年，我確實是個有絕對價值的人，並且不停寫字批判些什麼，是非黑白分明。但真正在做的時候，卻感到無力。但我又能理解，所謂的談判，就是將自己的主張推到極致，才有稍微妥協的空間。

於是，我就回到媒體。

我本來以為，NGO才是第一線，才是一個人類學知識運作的場域，但回到媒體，才發現，初初痛罵自己「為何在這裡」的這個「這裡」，才是一個真正傾聽、理解，並能夠呈現多樣性的工作──即使這個社會對媒體厭惡，認為他們不專業，批評他們小時候不讀書⻑大才當記者──但若媒體允許空間，讓記者能夠自由發揮，那麼，每個領域的記者幾乎就像那個田野的人類學家那般。談及此，我就想到，當初說自己想考人類所時，我大學老師便說過：「一個好的記者，就是一個好的人類學家。」當時並不十分了解，但路繞了一圈回來，便懂得老師說的話。

報導與⺠族誌之間的新嘗試

現在我已經離開媒體，投入自己的題目，嘗試一種介於報導與⺠族誌之間的書寫。這次我不再問自己該在哪裡，書寫能改變什麼。有時候，我無聊常會翻Geertz的書，總會翻到這一段：

在事實之後，「對你，我說」、「注意！告訴你」的態度是一個人自己所擁有的。我也有故事要說，有觀點要揭露，有意象要傳達、有理論要主張，並熱切向那些坐好、等著聽故事的人分享、描述一個文化，或像我在這裡所做的（選取部分、刻意安排、加以剪裁），並非開始去述說某種奇怪的客體、一個超空間的結。我所嘗試的是讓某地的某人，了解我因旅途、書本、見證以及對話所接觸的事物：對此產生興趣。

而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學徒，也不過就是透過文字畫出自一個立體地圖，盡可能地對他人展現世界的多樣性，不論是在這裡，或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