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等：田野工作中的等待經驗

王廷宇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等待，或許是人類學田野工作最為有趣也最為痛苦的一種經驗。過去，人類學與民族學把田野工作當作這個學科的識別證，彷彿只有作過了田野調查的人才能加入這個專屬於人類學與民族學家的俱樂部。在這個俱樂部裡面，人類學家與民族學家們杯觥交錯，分享著彼此在這個世界各種邊緣地區、階層與人群收集來的資料。現在，如果你有機會參加人類學與民族學家的聚會，「你在哪裡作田野？」是除了詢問彼此的姓名與單位之外，最為常見的熱門問候語。

不過，這個以田野工作為入會標準的人類學與民族學俱樂部，不再是唯一一家壟斷以「田野」作為話題的俱樂部了。 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也開始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他們同樣也會前往世界各種邊緣地區、階層與人群去收集資料，田野調查工作的市場面臨著通貨膨脹的景況。一方面，這樣的通貨膨脹說明了人類學與民族學透過田野調查建立的成果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才有其他學科願意採取類似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一直有著自我認同困擾的人類學與民族學又因為這個通貨膨脹，再一次面臨新一波的認同危機。因此，我們人類學與民族學家們又再一次必須面對這個糾纏不休的幽靈，那就是我們既享受與其他學科共享研究方法與資料的跨學科合作，又對自己與其他學科缺少區分而感到憂心忡忡。幸運的是，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田野調查工作中，還有幾樣事物是其他學科的田野工作不太會經歷到的， 其中一樣就是等待，這是從學科認同的角度來看。從完成工作早點回家寫論文的角度，姑且稱為務實的角度好了，等待則是一種田野調查必經且不會結束的考驗。

每個人類學與民族學學生在接觸人類學與民族學之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作田野，如果你的田野地點不在臺灣， 或是不在交通那麼方便的地方，那麼你就需要引頸期盼地等作田野的時間到來（包括完成前往田野前必須完成的各項資格考試、計劃書口試等）。進入田野前，你還會需要向去過這個區域的老師或學長姐們請教各種注意事項，並對這個區域的歷史背景有所了解，後一句話的意思就是成堆的地方志、歷史調查資料、檔案在等著你閱讀。如果你剛好有著大無畏的勇氣，去了一個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界沒有人去過的地點，那到了當地就會需要找一些人幫你介紹你要去的地方，給你一些選擇具體地點的建議。

到了作田野時，你需要等交通工具， 需要排隊買票，甚至需要等交通路線恢復到堪使用的情形。這個過程足以讓人不自主的感嘆說出 Lévi-Strauss 的名言：「我恨旅行」。當你克服萬難抵達田野地點附近的縣城、鄉鎮時，需要等朋友幫你介紹朋友，然後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才可能有管道幫你建立起進入村子的關係。想當然爾，這個過程就是被等待與無數的飯局給填滿，直到去哪個村子與去這個村子的管道已經聯繫好了，才有機會脫離。儘管如此，這個等待的過程還沒有結束，才僅僅是開始而已。

進到村子後，人類學家與所有村民的人際關係也不會一個晚上就建立起來，同樣需要一天一天慢慢的進行。剛開始的時候，必須忍受作為一個奇怪的陌生人而受到的眼光注視，甚至是村人們出於好奇而不斷地「主動」幫我們「檢視」我們自己的社會文化。這些注視與「檢視」往往佔據了田野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有時當你暗自心想「今天我要開始詢問、訪談一些關於我的研究的問題了」，但當你正打算開口問時，村人們總是還有更多對你的好奇與疑問。有時這些好奇與疑問終於都得到解決後，你又心想「總算可以開始問問題了吧」，但村人們已經必須去忙碌他們自己的生活，打掃、下田、煮飯等等。換句話說，有些問題常常是想問好幾天之後， 才有機會問出口。問出口後，也不見得就會馬上從一個人口中得到答案，有時當下的回答是非常簡短或模糊的，要過了一段時間，才會從同一個報導人或其他報導人那邊得到更為詳細或具體的答案，而且可能是在閒聊或討論別的問題時獲得的。 甚至某些資料你不會從報導人口中聽到答案，而是要自己拼湊一些觀察、綜合幾個人的回答，最後得到一個可能的回答，然後詢問報導人後得到確認，才有了答案。

除了問問題需要等待之外，拓展在村中的人際關係網路也需要時間等待。比如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當我進到村子住在其中一家人家中，其他村民也都以這家人的社會網路來認識我。一段時間後，我想要拓展我自己在這個村子的網路，想要搬到別的家中去住，但卻沒有什麼適當的理由來與原先居住的那家人溝通。當時我自己暗自揣測，「他們會不會不高興？」、 「會不會覺得我很奇怪？」。這是我當時的擔憂，自己煩惱了一段時間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有一天，村中有另外一家人是我住的這家人的親戚，他們家中有人過世，需要許多人力來進行喪禮。我前往這家人參與整個喪禮的籌備與儀式過程，但喪禮後，這家人回來幫忙喪禮的人們都離開村子回去工作了，不過喪禮後每天都還有一些儀式與事情需要進行。所以，我就藉著這個機會搬到這家人家中，天天幫忙這些儀式與事務，然後有時再回到原先住的那家住一段時間。對我來說，雖然因為我很想進行我自己的資料收集與拓展網路，所以會想要搬到另外一家去住，不過如果我沒有等待而是照著自己的考量去做，或許已經讓原先住的那家人有所誤會。

類似上述的等待在進行田野工作時， 有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喪禮來說，對一個田野調查者來說，大概是資料密度很高的一個事件，大概也是觀察村落集體活動最好的時機。從任何角度來說，不會也不應該有一個正常的田野工作者期待村中有人過世，因為缺少了喪禮的資料，並不會危及我們完成我們的研究，對於田野地的人們來說卻是少了一個他們的家人、親戚或朋友。同樣的，婚禮也是一樣，雖然婚禮比較屬於歡樂、高興的場合，但我們也不可能逼迫村人結婚給我們看。所以， 有些儀式、社會活動真的不是短期田野能夠遇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長期進行田野調查，與田野地的朋友時常聯繫，運氣好的話就能夠有機會觀察。

話又說回來，要是我們能夠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遇到這些儀式或社會活動， 我們應該觀察什麼？如何進行我們的調查工作呢？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參加一個儀式大概幾次之後，就能有一個關於這個儀式的初步輪廓了，接下來就是要依照不同的角度來深入擴充這個儀式活動與其他社會或文化資料的連結。不過對剛進入田野調查的工作者來說，最為痛苦的是我們不知道在儀式中誰要做什麼，誰不要做什麼，所以必須一直不斷找人詢問這類的問題，而且往往需要等到某些儀式活動的空檔，或是能夠回答問題的朋友有空。然而，有些問題就像上面說的，當下不會得到答案，而是要過一段時間才有機會知道答案。

有時更令我們感到挫折的是，許許多多的細節對田野地的人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或是他們不知道確切的理由只是以傳統的名義傳承下來，但對人類學家與民族學家來說，知道這些細節是我們的工作。當我們必須完成我們的工作，但田野地的人不知道我們詢問的細節時，我們應該怎麼辦？我猜最好的辦法也是「等」， 不過有幾種不同的等法，一種是等一段時間再詢問一次田野地的朋友，或問問不同的人，儘管他們會有那種「你不是知道了嗎？」或是「你不是問過了嗎？」的反應，不過有時在不同場合或不同時間反覆詢問，他們或許會有不同的答案。

另外一種等法就是自己思考有沒有可能換個方式詢問，尤其是以當地的社會文化背景來斟酌問問題的方式。我自己當初在第一次作田野時，曾經為了問清楚當地家屋的空間分布與配置，而卡在廚房與客廳的區分上。我研究的對象是四川阿壩州的嘉絨藏人，他們的家屋一般有三層樓， 一樓是關牛、豬等家畜的空間，二樓是人們的起居空間，三樓則是經堂與拜山神的祭壇。但當我在詢問他們關於二樓起居空間的區分時，我發現有些人家告訴我最大的那個房間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是客廳，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是廚房。有一段時間， 我自己完全不確定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朋友們也被我反覆的詢問轟炸了不下十次。最後，我才發現關鍵不是在空間被稱為客廳或廚房，而是房間有沒有火塘，對他們來說，有火塘的地方就是煮飯與招待客人的空間，不管它應該被稱為客廳或是廚房。

還有一種等法是當百問不得其解的時候，不妨閱讀一些與田野地相關的文獻， 有時會有一些線索能夠提供不同切入訪談的角度。我自己曾經為了搜集親屬與婚姻的資料，屢屢不斷的「騷擾」我田野地的報導人，就是一直反覆問他們關於親屬稱謂與婚配法則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一直沒有人提到關於「骨」與「肉」的概念，而這組概念是其他藏人或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很常出現的親屬分類與文化範疇。 我已經開始認為在我的田野地大概不會有 「骨」與「肉」的概念了，直到有一天當我自己在學習嘉絨語時，無意間在書中看到了嘉絨語的「骨」的單字，而且它明顯與嘉絨語「肉」的單字有形態上的關係。 於是我開始用這兩個嘉絨語的單字來詢問報導人，才開始一點點收集到關於「骨」與「肉」的資料，以及這組概念如何延伸出他們的婚配法則。

這些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的等待經驗， 使得人類學家與民族學家有時能夠跟著資料，順著當地社會與文化的軌跡來描述他們，而這往往也是充滿驚喜與挫折的過程。不過回過頭來看，我們人類學與民族學的學生總是會舉辦大大小小的田野經驗分享聚會，不過在各式各樣的田野經驗分享中，許許多多的人類學前輩、學長姐總是提供我們各種不同於方法論課堂上所討論的田野趣事。不過，不管是方法論或田野實習的課堂，甚至是學長姐的經驗分享，都很少或幾乎沒有談到在田野中「等」的經驗。同樣的，人類學方法論通常也不太會提到等待的經驗與方法。

方法論是人類學學生在進行田野前必定會修習的課程，這個課程除了介紹研究方法以外，更重要的是教我們如何取得資料。我們會自己擬定研究進度、時間表， 甚至是資料的框架與範疇，但是實際作田野時，報導人、村民等你的研究對象並不會照著我們擬定的框架或範疇出現。因為他們有著自己真實的生活，不必然與我們「想像」的架構相符。於是，觀察一個真實的生活，一個不會自己區分為政治、經濟、宗教、社會、親屬、文化等範疇的連續體，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等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不是所有具有豐富資料的事件會每天照著三餐的節奏出現來讓人類學家好整以暇的觀察。這些事件往往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生在人類學家的眼皮下，如一段討論親屬與婚姻的對話可能穿插在日常閒談柴米油鹽的家常閒聊之中。或是以極高的密度一次出現，如宗教儀式、親屬關係、社會網路同時都會在一個喪禮開始舉行時出現。在資料出現密度低的時間，田野工作者就需要善用他等待的時間。

在這個田野調查通貨膨脹的年代， 人類學與民族學又有著學科認同的危機， 或許田野調查中的等待經驗是幫助我們解套的一個辦法。因為，等待可以是積極而不是消極的，等待能夠幫助你解決問題而不是擱置問題。等待是一種緩衝，幫助我們在不同文化、社會的背景下，跨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角度來準備彼此溝通。 等待，同時也是一種尊重，讓研究者能夠以從容的態度來認識這些田野地人們的生活，而他們也能以寬容的態度來面對我們這些研究者。人類學與民族學家去進行田野調查不只是為了資料收集而已，我們是以 「人」的身份進入當地人的生活、成為他們的朋友、兄弟姐妹或晚輩，因為在我們作為一個人類學與民族學家之前，我們是作為一個「人」存在著。我想，我們可以在這個田野調查通貨膨脹的年代大聲說，「我們是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家），所以我們等待」， 因為我們是要理解人類的生活，而這是沒有簡單快速的捷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