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記一段尋找自我與認同之旅程:從德國索勃到台灣客家

蔡芬芳|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你來自哪裡?一「你是客家人嗎?」這兩句話分別是我在德國與台灣進行田野工作時的被研究對象進行「身份確認」的通關密語。不論是我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德國索勃民族(die Sorben/the Sorbs)[1],抑或回國任教之後因研究而有互動的客家族群,在「我們」的第一次接觸時,我的身份需要被確認,因為研究對象需要知道我是誰,「他們」方始知悉如何與我互動。對德國索勃人來說,我是一個「台灣人」;對台灣客家人而言,「客家人」是他們對我的初始認識。雖然這兩種身份,「本來」就是我本身自我歸屬與他人認定後所呈現的國族認同,然而,經過田野工作的洗禮,如此原本應該毫無疑問的國族身份不再是如此「自然天生」,因著與研究對象的互動,我一直不斷地去思考,在「他們」心中我是誰,我的社會位置是什麼?因為這決定了「他們」與我如何互動,同時也影響了我該如何自我定位。


當台灣的研究對象以「你是客家人嗎?」來確認我的客家身份時,或許我可以很簡略地以「是」回答,但我深感無法忽略父母親客家身份的差異性,因此總會詳細說明,我的父親是廣東梅縣客家人,於1950年(那年父親16歲)隨國民黨軍隊來台,母親為桃園龍潭客家人,然母親在台北出生,因其父母早逝,回到龍潭投靠親戚,小學畢業後,又隨著叔叔回到台北。在一次又一次地回答過後,再加上與父母平日的相處,觀察到父親或母親的「家鄉」一廣東梅縣與桃園龍潭皆為客家論述中「確認」的原鄉或鄉鎮,然而,這兩個地方與父母居住了六十年的台北相比,已成為閒聊間偶爾出現的回憶。而我,從小在台北長大,因此,我雖然知道父母說的是客語,亦全然聽得懂父母的語言,但在我成長的年代,「籍貫」是一種國家對人群的分類,透過一再地在各式表格上寫下「廣東梅縣」,這個地名以一種無聲卻有力的方式烙下我的認同印記。此外,雖然在成長過程中,因父母的語言而隱約感受到自己與周圍大多為「本省」的玩伴或同學是不一樣的,但直到大學四年級時,才開始形成客家意識,對客家族群相關議題感到興趣,因此到書店購買了幾本與客家人相關的書籍,慢慢地瞭解客家人的起源、歷史、文化、在台灣的分佈與居住地等。然而真正踏上與族群相關議題研究之路,則始於碩士論文(聯邦體制與比利時語言政策,1998)之撰寫。然而我當時認為語言係構成族群或國族的關鍵要件,同時更是認同的核心。因此,在有了客家意識之後,一逕地認為,「因為我是客家人,所以我要會說客家話」。但是,在德國的田野工作與文化人類學學科訓練讓我重新檢視自己曾有的觀點,進而思考語言與國族認同之關係。


一位研究對象明白告訴我,她和丈夫並沒有像其他的同胞一樣咸認「你是索勃人,你必須說索勃語」[2],規定下一代一定要說母語。由於研究對象的女兒從小感受到一股周圍對索勃人不友善的氣氛,因此她毫無意願使用這個語言。另外兩位本身並無索勃血統,但卻因為語言學習、工作與通婚關係而建構出自我的索勃認同。這些來自於索勃研究對象的觀點皆讓我去思索,過去為何我會毫無疑問地認為,客家話是我的「母語」,是因為那是父母親之間的溝通語言嗎?語言與族群認同之關係為何?母語之於我的意義又何在?當然就認同部份,客家話的確構成我主觀認定的母語,但對目前的我來說,這並非「原應如此」的,而已是經過一個思考的過程,進而將之視為開拓視野的另一扇窗。因此回台後報考並通過客語中級認證考試,雖然因考試而學習客語,但在這準備過程中,發現這個語言的活潑之處,例如其有相當多的疊字,作為形容狀態的詞彙[3]。雖然我已因反思而有如此的認知,但在台灣進行田野工作時或是在任何與客家相關的場合,總是會被問及「你會說客家話嗎?」這句話又再次地將我打回「客家人說客語」的本質連結,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似乎是一種「認同的拷問」一他人對我在客家學術機構任教的正當性之確認。


經由在台灣進行的田野工作,讓我對自己原本的「客家認同」如剝洋蔥般地又被撕下一層,但卻直入內心。曾經理所當然地以為,台灣是自己的國家,研究對象與自己同為客家人,雖然操著不同腔調的客語,但至少應該是熟悉的。我從事的第一個客家研究與桃園地區客家宗族相關,但經過一年的接觸與研究之後,發現我的家族背景、成長歷程以及生活經驗,與研究對象是有著極大差距的。由於父親隻身來台,家中只有母親與妹妹;而母親因其父母早逝,只有叔叔、姑姑與一兄一妹,因此基本上來說,我整個家庭背景與研究對象多至3000之家族人數相較之下,顯得人丁單薄。在我的成長歷程中,或許因為親戚人數稀少,很少感受到「家族」歸屬感。此外,與研究對象息息相關的宗族經驗,例如「宗祠」、「祖塔」、「祖譜」、「掃墓」、「祭祀」等對我來說,不論是研究上的意義或是實質內涵,更是相當陌生的。雖然從文獻上得知宗族在客家親緣組織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其亦有助於瞭解客家社會文化,但毫不諱言,它卻與我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毫無連結,這讓我再度去思考我個人的「客家認同」的內涵為何?促使我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背後,實來自對「經驗」的感知。過去,在剛開始從事德國索勃研究時,雖然與被研究對象之間有著表面上的膚色、國族身份、文化背景之區分,但隨著深入接觸之後,發現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因為我們會因為共同的族群經驗(例如談到與語言保存、族群權利、如何打破族群刻板印象等議題)而異口同聲地表示「都一樣」!其他共有的日常生活經驗亦讓我們之間產生連結。然而,為何在面對與自己在表面上沒有明顯差別的研究對象時,差異卻逐漸浮現。「經驗」是我目前的答案,或許,隨著更加深入研究客家之後,日後在尋找自我與認同的路上又會看到另一片風景。


<p class="ql-align-center">德國境內的索勃地區所在位置</p>

德國境內的索勃地區所在位置

「田野調查是一件個人的、情緒的與認同的工作。自我與認同的建構及發生在田野調查期間與結束之後。在撰寫、記憶與再現我們田野經驗時,我們涉入了自我呈現與認同建構的過程中」(Coffey, 1999:1)


註解:


1 索勃民族屬西斯拉夫人種,自干餘年來居住於德國東部,分佈於薩克森邦〈Sachsen)及勃蘭登堡邦(Brandenburg)之間之勞席茨地區(Lausitz)約六萬餘人。


2 我的研究對象中不乏有受到如此態度對待的經驗,例如,本身亦為索勃人,但因不會說索勃 語,而不被同為索勃民族的婆家接納。


3 例如「咻咻咻咻」(客語標音為xiu v xiu v xiuxiu)形容微痛的樣子、「咚咚咚咚」(客語標音為dung v dung v dung dung)形容呢呢噥噥,細語不絕的樣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2010《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辭彙一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頁479)。


參考書目: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辭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Coffey, Amanda.

1999 The Ethnographic Self. Field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