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質人類學與臺灣社會

陳叔倬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體質人類學是人類學四大分支之一，卻因其理論與實務比其他分支更偏向自然科學，除了造成與其他分支之橫向聯繫較為欠缺外，亦給外界誤認為僅在象牙塔中從事知識生產，鮮少與社會互動。本文透過三個議題的回顧與評析：1.日治體質人類學傳統的興衰與對臺灣醫界、政界的貢獻；2.南島起源爭議與遺傳人類學的政治魔力；3.原住民基因研究倫理爭議與臺灣研究倫理發展；探討臺灣體質人類學如何與臺灣社會交會，揭示體質人類學在過去百年發展歷程中充滿公共性，與當代社會的政治、階級、國族意識、人權等發展息息相關，甚至互相導引與形塑。

日治體質人類學傳統的興衰與對臺灣醫界、政界的貢獻

臺灣地區的科學性體質人類學研究始於19世紀末。但隨著解剖科學在臺灣的進展，臺灣的體質人類學教學與研究逐漸轉至醫學系統。觀察當時體質人類學論文發表的期刊，可再一次驗證當時體質人類學研究其實屬於醫學研究。對1940至1960年以臺灣為研究主題的科研論文進行統計，體質人類學是出版數量最高的學科。體質人類學在臺灣轉向醫學系統，是造成臺灣體質人類學人才出現斷層的主要原因之一。多位人類學者在回顧臺灣人類學發展時皆指出，體質人類學研究在臺灣人類學系統出現嚴重斷層。

若醫學系統能夠維持體質人類學的研究與人才培育，則體質人類學在臺灣應不至於式微。但1940至1960年體質人類學稱霸臺灣科研論文出版數量時，卻未能持續培育出維持體質人類學發展的人才。綜觀當時發表的論文可以發現，除了金關丈夫外，參與調查者可分為執業許久的開業醫、以及剛剛畢業的非開業醫。開業醫進行調查時多已離開學校執業多年，許多開業醫甚至比指導教授還年長。與開業醫相較，非開業醫皆為年紀極輕、醫學院剛畢業即投入調查研究。當時開業醫前仆後繼投入體質人類學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申請日本論文博士之用。日治以及戰後臺灣並沒有博士學程，開業醫唯有跟隨醫學院教授進行研究撰寫論文，才可能獲得博士學位。當時醫生對於博士學位的渴望，可從金關丈夫的談話紀錄中直接印證。 在《民俗臺灣》武陵中文翻譯版第一輯中， 記載了金關丈夫在回日本十一年後一次赴臺參加醫學會議的空檔，與《民俗臺灣》眾撰稿者談話的內容：「我這一次再度來到臺灣， 承蒙各方面的友好歡迎招待，因此日程是排得滿滿的，每天都很忙，可是昔日透過《民俗臺灣》所認識的朋友，無論如何總是要見見面的……剛才陳紹警先生也已說過，前年赴馬尼拉的返國途上，本來是想順便來臺灣看 ，不過「到臺灣，每天的酒宴攻勢，恐怕吃不消。」那句話並不是真正的理由，其實， 我當從臺灣回國的時候，受人家托了很多的論文。可是歲月過得很快，人生過了五十歲，萬事都慢吞吞起來，不知不覺間竟過了十一個年頭。托我的人，等不耐煩，來催促我，我心裡覺得萬分歉疚，不好意思見他們的面，所以也才沒有來。幸得現在那些論文大概都已經解決，這一次臺灣舊地重遊也才告實現。今天到會的各位先生，和獲得博士學位的都沒有關係，以我來說，都是屬於純粹的神交朋友。」說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是臺灣開業醫獲取日本論文博士的捷徑，並不為過；而許多開業醫得到博士學位後進一步在醫界獲得更高的發言位置，甚至轉往政界發展，體質人類學的貢獻絕對不容抹煞。因此90年代之前體質人類學太偏重開業醫進行研究、缺乏栽培體質人類學專門人才有關。日治傳統的體質人類學基本上循著醫學系統發展，與英美傳統的體質人類學歸屬於人類學四大分支之一有顯著的不同。因此當醫學系統的教育與研究不再支援體質人類學時，日治傳統的體質人類學也逐漸式微。

然而臺灣過去百年來非僅僅發展日治傳統的體質人類學，經由英美教育系統亦培養出一批體質人類學者並作出成果，包括李濟、連照美、何傳坤、張菁芳、陳堯峰、厲以壯、邱鴻霖、林秀嫚、陳叔倬等。體質人類學新血的不斷注入，勢將帶領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邁向新的紀元。

南島起源爭議與遺傳人類學的政治魔力

臺灣南島語族各族群間的起源與遷徙， 以及歷史時期與漢族的關係，一直是人類學非常關心的議題。受限於技術門檻，遺傳人類學較體質人類學更貼近醫學系統，研究多在醫學院中進行，研究者更是以生醫學者佔絕大多數。

過去20年來發表的遺傳人類學論文超過百篇，利用不同遺傳指標獲致的研究結果亦未相同，很難推論出一致的結果。關於臺灣原住民族各族如何來到臺灣？有論文提到原住民族來臺前即多元起源，也有論文提到單一起源來臺後始分裂。關於臺灣原住民族何時來到臺灣？論及單一起源來臺後分裂的論文多推至1萬年以前，而多元起源則將來臺時間延展為數千年之廣。也就是說，關於這些議題仍須更多的研究數據，才能做出更精準的推論。

不過對於起源地，所有遺傳數據一致支持起源於亞洲大陸：即使繞道菲律賓，菲律賓原住民基因的起源地，也是亞洲大陸。然而，純粹的遺傳人類學研究題目，卻意外的與臺灣的政治氛圍出現緊密互動，牽動群眾的認同。隨著80年代語言學者Robert Blust 以及相關國外學者提出「臺灣原鄉論」後， 許多國內學者——尤其在陳水扁政府時期——皆爭相擁抱。總結臺灣原鄉論可得出以下論點：臺灣自成起源中心；臺灣與中國的關連僅在遠古時代；臺灣史前與臺灣當代原住民存在連續性；臺灣是當代所有南島語族分化與擴散的原鄉；臺灣原住民是世界文化的貢獻者；自舊石器時代即為起源地；基於語言與考古學證據，非關原住民傳說與中國史學。然而，隨著臺灣政治局勢在解嚴以後的日漸民主化，各種「本土論述」、「鄉土論述」、乃至「臺灣國族主義論述」，開始慢慢被當時反對運動的領袖及相關學者建構出來。「臺灣原鄉論」此時被賦予新的政治意義，成為「臺灣國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對於佔臺灣98%人口的漢人而言，支持臺灣人口2%人口的原住民以「原鄉」的稱呼， 可強化臺灣主體意識，並對抗中國沙文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原鄉說」提出臺灣是古南島語擴散出去的起點，但臺灣是一個海島，這群使用古南島語的人們，應該還是從「某個地方」遷移到臺灣的，而多數學者相信，這個「某個地方」應該是在亞洲大陸的東南沿海。簡單來講，「南島語起源地」 和「臺灣原住民起源」這兩個議題雖然有高度重疊的地方，但是這兩者並不能完全畫上等號。臺灣原鄉論的倡議者Blust自己也認同語言學者 Paul Benedict 的南島-侗僚同源假說，認為南島語族的最終起源在中國大陸南方，而臺灣只是南島語族向海洋發展的起源地。

實際上，檢視至今所有已發表的遺傳數據，也都支持台灣原住民起源於亞洲大陸。 但遺傳數據不會說話，當生醫學者對於台灣原鄉論認識不清，做出島嶼起源的結論時， 除造成外界對於遺傳人類學研究的錯誤認識，更容易造成外界於政治上的錯誤聯想。 當錯誤的島嶼起源論與臺灣主體意識相結合後，生醫學者進一步配合「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操弄遺傳人類學數據，做出臺灣漢人與臺灣原住民有超高比例混血的謬論。若確實檢驗已發表遺傳數據，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仍然非常相似， 並沒有混入高比例臺灣原住民血源的跡象。 然而錯誤的高混血比例結論在特定政治媒體強力宣傳下，廣泛流傳於世，更影響著一般大眾的國族認同。學者面對遺傳數據的異論同樣產生好奇，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或可謂不熟悉廣泛的生物學知識，選擇相信錯誤結論；然而亦有生醫學者在缺乏專精的遺傳人類學認識下附和錯誤結論。

國族原本即是由非原生因素構成，各種政治經濟因素無時不刻重塑著國族的邊界， 因此國族的血源邊界永不存在，即使新遺傳科技再如何精進也無法確認。因此相關研究者實在不應輕忽，除了致力於追求學術成果外，更應將傳遞正確知識當作重要職志，更不可為任何非學術目的隨意操弄學術研究。

原住民基因研究倫理爭議與臺灣研究倫理發展

西元1900年森丑之助於偷竊阿里山鄒族髑髏後撰文「偷竊髑髏懺悔錄」之提到： 「當時因為年少氣銳，也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我們發狂似的說作就作……鳥居先生和我苦心偷出的髑髏，現在已成為大學裡的重要標本。我們相信光是提供研究材料這一點， 就可以對學術界有很大貢獻。」若以2011 年通過的「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理規範」來評斷111年前森丑之助與鳥居龍藏的行為，他們可能被逐出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當然，以今日的倫理標準評斷古早學者的行為毫無意義，但也突顯出過去人類學者在進行研究時的倫理標準確實無法符合當代的檢驗。

體質人類學研究自始即面臨兩種價值觀的衝突：一方面，從西方科學的觀點，體質人類學應為未來保存重要研究標本、以造福全人類的知識；另一方面，從地方知識的概念則斷言，從體質人類學材料理解的知識是片段、侷限、並受權力與企圖所宰制，並無法獲致真正的知識。因此，溝通與協商知識如何構成，有其必要。

當90年代末期一連串採及原住民檢體的生物醫學研究頻頻出現倫理爭議時，在當代體質人類學者的持續關切下，發表一系列原住民與基因研究者對於基因研究認知差異的研究論文，促使國家開始思考針對人體檢體採集與研究進行倫理審查，並促成「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原住民族基本法」、「人體研究法」等法律的通過。

從人類學研究基本原則：全貌觀與跨文化比較，人類學者應該是最容易理解並維護被研究者人權的一群學者。也因為對被研究者的尊重，1973年時任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代主任的李亦園面對莫那魯道遺骸的歸屬問題時，上書校方：「光夏校長賜鑒：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現藏有霧社事件山胞抗日英雄莫那魯道先生之骨骸一具，此項標本係去年由本校醫學院解剖學科余錦泉教授研究室移送本系，由本系標本室妥予保管。 查莫那魯道先生生前為山胞泰雅族霧社群總頭目，為人英勇果敢，對當時日人之壓迫臺灣民眾極為不滿，遂於民國十九年十月廿七日 領導霧社群族人揭起抗暴旗幟，與日軍作殊死戰，其後因日人用毒氣攻擊，山胞無法抵禦，莫氏乃與四百五十位山胞自殺成仁，其精神極為可佩。本系同仁以為此一烈士之骨骸不宜收藏於研究機構，實應歸葬於其故鄉，建立墓園，以供後人瞻仰。茲謹建議鈞長與臺灣省政府謝主席聯合發起為莫烈士舉行莊嚴葬禮並興築墓園，以示我政府與本校對抗日烈士之關懷與崇仰。」李先生對人體材料表現出比當時許多傳統體質人類學者多一分理解與尊重，自然是受過全面人類學訓練的優良傳統影響。

過去人類學者們對於人類學偏向人文或是科學，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一致認為體質人類學的本質應屬於科學，人文的成分較少。卻也因為帶有過於明顯的科學性格，體質人類學過去與其他人類學分支鮮少對話。但隨著科學史的研究已經證明，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必需與社會互動，科學的理論與技術不再僅止於實驗室裡的一種專門事業，與整體社會發展密不可分。由以上議題可以得知，體質人類學過去的發展，絕非僅限於體質人類學或人類學內部互動，實在與全臺灣社會的政治、階級、國族意識、人權等發展息息相關，並為這些社會力量所導引與形塑。因此，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我輩，應當時時關注自身研究與其他人類學分支以及整體社會的關連性，才不至於被侷限於象牙塔之中。

備註：

1 曾於2011年11月18-19日，由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合辦「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一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中正式發表。本文為節錄稿。正式論文仍在專書編輯中。